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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做一个完全架空的历史实验。
假设十八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中央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各地自己筹款、募兵、组织军队。乱世里出现了一个将军。我们暂且就叫他“华盛顿”。
这个人并不是百战百胜，也不是军事天才到了韩信、拿破仑那种程度。但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本事：大家愿意把军队交给他。他能把彼此猜疑的地方势力拢在一起，能让一支经常缺粮欠饷的军队不至于彻底散掉，也能让各路政治人物相信，他拥有军队，却不会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国家。
最后，他真的赢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手里掌握着这个国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将领对政府非常不满，因为欠饷迟迟没有解决。有人已经开始议论，与其让一群无能的文官继续折腾，不如让军队进京，由这个将军直接接管国家。
这并不是我替华盛顿编的戏。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前的1783年，确实发生过纽堡危机。大陆军军官因为政府拖欠待遇而非常愤怒，军中有人暗示应该用武力向国会施压。华盛顿最后站在军官面前压住了这场危机，拒绝让军队成为对付文官政府的工具。美国陆军自己的历史叙述也把这个事件视为确立文官控制军队的重要节点。
同年12月23日，战争胜利以后，华盛顿来到安纳波利斯，把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交还国会。他说，自己已经完成被交付的工作，要离开“公共行动的大舞台”，重新成为普通公民。国会不是悄悄收下那张纸，而是专门安排了一场公开仪式。国会给他的答复尤其值得注意：它赞扬的并不只是他的军事胜利，还特意说，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尊重文官权力。
这件事情后来成为华盛顿声望最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把同一个人、同一套行为，一件不少地搬到我们架空的中国。
战争结束了。
中国华盛顿进京。
他在满朝文武面前把兵符放在桌上，说天下已经平定，臣的任务完成了。从今天开始，我解甲归田，不再过问军国大事。
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怀疑第一反应未必是感动。
御史大概第二天就会递折子。
一个拥兵十万、将校尽出门下、全国声望如日中天的人，忽然宣布自己什么都不要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真的什么都不要，还是在等别人求他要？
为什么要公开交兵权？
为什么一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是你“主动”不要？
兵本来就是朝廷的，兵符本来就应该交回来。一个臣子把本来属于皇帝的东西还给皇帝，为什么值得如此隆重地表演？
更麻烦的是，他回乡以后怎么办？
每天都有旧将来拜访。地方官见到他不敢坐上座。士绅以做过他幕僚为荣。全国到处都有他的旧部。朝廷每遇到危机，都有人说：“要是老帅还在就好了。”
他越不说话，朝廷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越表现得没有野心，越有人提醒皇帝：中国历史上真正危险的人，也不是每一个都在造反前一天举着牌子写“我要造反”。
中国政治文化里其实从来不缺少对“退”的赞美。《老子》那句“功成身退，天之道”，两千年来谁都听过。中国也非常欣赏范蠡那种功成以后飘然远去的人。可中国又有另一套同样悠久的政治经验：退，也可以是以退为进；谦恭，也可能是政治资产。白居易后来写“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说的就是这种判断困难。在结果出来以前，你怎么知道眼前这个谦恭的人究竟是周公还是王莽？
所以同一个行为，在美国十八世纪的共和主义语言里，可以被读成“我拥有权力，却愿意把权力还给制度”；在一个皇权政治结构里，它很容易被读成另一句话：“我拥有一种连皇帝都必须担心的个人声望，现在我又开始经营不恋权的声望。”
事情还没有结束。
几年以后，我们这个架空中国发现，原来的中央制度根本无法运转。各省争权，财政混乱，中央没有能力协调。于是各地代表开会，准备重新制定国家制度。
大家又来请中国华盛顿出山。
如果这是美国，故事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后来参加制宪会议，担任会议主席；新宪法确立总统制度以后，他在1789年成为第一任总统，1792年又获得连任，两次都是选举人一致支持。八年以后，他再次主动离开权力，没有寻求第三届任期。当时宪法根本没有规定总统只能做两届，限制总统任期的第二十二修正案要到二十世纪才出现。
但我们把这一幕再搬回架空中国。
老将军宣布复出。
昨天那些怀疑他的人立刻笑了。
“看见没有。”
“当初什么功成身退，什么解甲归田，现在狐狸尾巴出来了吧。”
“当年交兵权就是为了养望。”
“天下人求他出来，他再勉为其难地出来，这一套还不懂吗？”
如果他最后真的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前一次退隐甚至可能反过来成为他野心的证据。
这就是今天我真正想谈的东西。
我们经常把 leadership，也就是领导力，理解成一个人身上的属性。这个人果断、有远见、能承担责任、善于组织、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是领导者。
管理学院尤其喜欢这样讲。最后领导力变成一张个人能力清单：沟通能力、决断能力、同理心、战略眼光、道德勇气。
这种理解最多只讲了领导力的一半。
一个人完全可以拥有所有这些品质，却永远成为不了一个被承认的领导者。
领导者不是自己宣布以后就成立的。
管理学家斯科特·德鲁和苏珊·阿什福德有一个很有用的理论。他们把领导身份理解成一种共同建构的关系。一个人会提出一种“我是可以领导的人”的身份主张，但别人还必须把这个身份授予他。只有一边提出、一边承认，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才真正形成。换句话说，领导地位不是单方面生产出来的。
这和我们通常所谓“有没有领导力”已经很不一样。
你可以表现勇敢。
别人可以认为你鲁莽。
你可以表现谦虚。
别人可以认为你虚伪。
你可以在胜利以后主动交出权力。
一种政治文化说，这是共和国最伟大的德性。
另一种政治文化说，这是邀买人心。
个人供给出来的是同一个行为，社会接收到的意义完全不同。
跨文化领导研究其实早就发现类似现象。著名的“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效能研究计划”，通常简称GLOBE，长期比较不同社会对领导者的期待。它发现，不同文化对于“什么样的人看起来像领导者”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有些特征比较普遍地受到欢迎，有些却高度依赖具体文化；领导者越符合一个社会已经存在的领导原型，他的行为越容易被理解为领导。
所以领导力不仅有供给，还有需求。
一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会决定它能看见什么样的领导者。
更重要的是，中间还有第三样东西：制度。
华盛顿1783年交出兵权为什么能够成为传奇，并不只是因为他个人高尚。
国会必须存在。
军队必须至少在原则上属于一个高于总司令个人的政治秩序。
“总司令”必须是一个可以归还的职务，而不是他自己打天下以后形成的私人身份。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交出兵权以后，美国社会还有一种制度语言可以说：这个人放弃军权，不代表他永远退出政治；几年以后，如果新宪法建立了总统职位，他仍然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合法程序重新获得政治权力。
所以华盛顿第一次退，不会因为后来当总统而自动证明第一次是假退。
中间隔着一套制度。
1783年的将军和1789年的总统，不是同一个权力继续六年以后换了一块牌子。他先把一个权力来源结束了，然后通过另一套程序获得新的授权。
这个区别极其重要。
在缺少这种制度区隔的政治文化里，一个人退了以后又回来，很容易只剩一种解释：你当初果然就在等今天。
制度实际上替华盛顿保护了他的动机。
它告诉公众：即使你不相信华盛顿的内心，也没有关系。重要的不是他心里是不是圣人，而是旧的军权已经交回去了，新的政治权力必须重新经过制度授权。
领导者的德性因此不需要完全依靠别人猜他的心。
这是制度对人格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
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真实中国对照：曾国藩。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并不属于清朝原来那套正规军事体系，而且高度依赖私人和地域关系。到1864年攻下天京的时候，他直接控制的主力已经达到十多万人。战争胜利以后，他确实开始裁撤自己直接控制的大量湘军。现代研究也明确记录，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解散了自己直接统辖的主力部队。
这不是一个小动作。
一个汉人大臣带着高度私人化的军队，替满清朝廷打赢几乎关系王朝生死的战争，然后主动削减自己的军事实力，这里面当然有“避免功高震主”的政治智慧。
所以说“中国文化不能理解放弃权力”是不对的。
中国文化非常理解。
甚至可能比美国人更理解，因为中国政治传统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太熟悉了。
可曾国藩因此得到的最佳政治身份是什么？
不是共和国的奠基人。
是忠臣。
这就是区别。
曾国藩放弃潜在的独立军事实力以后，他的政治美德被解释为：我有能力威胁皇权，但我没有这么做，因此我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华盛顿放弃军权以后，他的行为被解释为：即使是国家最有声望的军人，也不能把国家变成自己的私人权力，因此我们证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可以成立。
两个人表面上的行为很像。
一个强化的是君臣秩序。
一个强化的是共和秩序。
如果曾国藩1864年解散湘军以后，几年后突然宣布：“现在我接受全国各省代表的推举，出任新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那他此前所有“忠”的声望都会在一夜之间被重新解释。
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忽然变了。
而是因为那套制度里没有一个合法的位置，可以同时容纳“忠于皇帝的臣子”和“由人民重新授权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美国恰好创造出了那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华盛顿最值得研究的，不是他为什么如此伟大。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他的社会能够把他的某些行为解释成伟大。
这两句话差别非常大。
华盛顿本人也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圣人。他是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是奴隶主，在总统任内也受到激烈政治攻击。他的声望并不是因为十八世纪美国人突然遇到了一个毫无瑕疵的人。
真正特别的是，他的一些关键选择碰上了一套正在形成的文化需求。
美国刚刚通过革命反抗一个君主制帝国，它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革命军最后再制造一个自己的君主。
所以一个拥有军队的人主动说“我不要成为凯撒”，价值特别高。
十八世纪美国精英又熟悉罗马共和国的辛辛纳图斯故事：一个人被从农田里请出来拯救国家，完成任务以后不霸占权力，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华盛顿退出军职的仪式因此很容易进入这套共和主义想象。美国国家档案馆对这场辞职仪式的历史说明也特别指出，当时的人已经把华盛顿与辛辛纳图斯联系起来，而主动辞去军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象征。
换句话说，美国社会在等待这样一个故事。
华盛顿恰好提供了这个故事。
如果社会等待的是另一种领导叙事，他的行为可能根本不会产生同样的回报。
假设一个社会认为，真正伟大的领导者应该“为人民负责到底”。那你战争刚打完就回家，人们可能骂你逃避责任。
假设一个社会高度重视强人能够压住所有派系。那你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别人可能觉得你软弱。
假设一个社会相信政治人物所有谦逊都是表演。那你越说“不恋栈”，越有人觉得你正在经营“不恋栈”的人设。
假设一个社会的制度根本没有安全的权力退出机制。那你一旦下台，政治对手就有足够理由让你永远无法回来，甚至让你无法安全地活着。这样一来，再有道德勇气的人，也会开始重新计算主动交权的成本。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把今天这期的问题说得更准确一点。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潜在的领导者。
有野心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也不少。真正稀缺的，是一种能够把某些个人品质转换成合法领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我把它分成三件东西。
第一是个人提供了什么。能力、判断、胜利、克制、牺牲，这些是领导力的供给。
第二是社会能够识别什么。民众脑子里已经有一幅“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图。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无法进入这幅图，他做得再漂亮，也可能只是怪人、懦夫、骗子或者危险分子。
第三是制度允许什么。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把个人声望转化成有边界的权力；又能让他放下这种权力，而不需要通过死亡、政变或者清算结束政治生涯。
三样东西碰在一起，领导地位才真正形成。
所以我不太喜欢一句常见的话：“时代造就英雄。”
它说得太粗。
时代不只是提供机会。
时代还提供解释。
同一个动作，在一个时代叫克制，在另一个时代叫软弱；在一个制度里叫守法，在另一个制度里叫不识时务；在一种文化里叫高尚，在另一种文化里叫沽名钓誉。
因此，如果把真正的华盛顿原封不动地投放到我们的架空中国，他最好的结局甚至未必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他可能成为一个被后世称赞的忠臣。
也可能成为一个被皇帝提前除掉的功臣。
如果他退了以后又回来，他还可能成为一个被史书写成“早有异志”的权臣。
如果他最后真的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那么此前所有的谦逊都可能被重新解释成王莽式的伪装。
行为没有变。
变的是解释这个行为的政治语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评价领导力时，不能只盯着领导者。
一个社会得到什么样的领导者，也透露这个社会奖励什么、害怕什么、相信什么。
如果民众只承认强硬，那么政治人物就会不断供应强硬。
如果退让一定被理解成软弱，就很少有人愿意退让。
如果交权意味着政治死亡，就不要期待掌权者自动产生华盛顿式的美德。
如果每一次克制都被讥讽为虚伪，最后留下来的，很可能真的是那些根本不打算克制的人。
所以华盛顿最值得羡慕的地方，也许不只是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华盛顿。
而是那个刚刚建立、充满缺陷的新共和国，在一个关键时刻能够识别他的退让，把这种退让赋予政治意义，再用制度让这种意义变得可信。
领导者当然塑造社会。
但社会也在筛选领导者。
它决定什么样的行为会获得尊敬，什么样的人格会获得追随，什么样的退让被理解成德性，什么样的野心反而被奖励。
所谓 leadership，最终不是一个人站出来说“跟我走”。
它真正完成的那一刻，是周围的人和制度同时回答：
这个人可以带我们走。
谢谢今天来乔治街22号做客，我们下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