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和总书记能不能犯错?——奥卡姆的神学剃刀

1942年，苏联卫国战争最吃紧的时候，俄罗斯东正教代理牧首给斯大林发去贺电，称他为"上帝选定的领袖"。一个宣布消灭宗教的政权，最高领导人被授予了最正统的政治神学称号。

这一切能发生，靠的是一套一千年前就焊死的逻辑——教皇不可能犯错，总书记的意志高于一切具体的人。这一期我们回到七百年前，一个被教皇逐出教会、终身流亡的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看他怎么用一把哲学剃刀，拆穿这套逻辑背后那个从没人真正问过的假设。

从中世纪的共相之争，到猫性到底存不存在，到教皇的权威从哪里来，再到东正教的凯撒教皇主义怎么在斯大林手里借尸还魂，最后我们用佛教因明陈那的自相共相理论，和西方经验主义一路走到休谟的因果怀疑论，做一次跨越一千年、跨越两个文明的硬核比较。

一句话，当有人告诉你，这是党的意志，这是历史的必然，你可以先问一句，这背后是不是又凭空臆造了一个不必要的实体。

Transcript

教皇(总书记)能不能犯错——奥卡姆的神学剃刀

大家好，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播客。

1942年11月，苏联卫国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理牧首，谢尔盖，给斯大林发了一封贺电，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这封信里有一句话，原文直接称呼斯大林是，上帝选定的领袖。

一个理论上信奉无神论、公开宣布消灭宗教是国家目标的政权，它的最高领导人，被这个国家仅存的官方教会，用最正统的东正教政治神学语言，称为上帝选定的人。

要理解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得先知道东正教这套政治神学原本是什么样子。

东正教和天主教，在教会权威这个问题上，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天主教发展出了教皇不可能犯错这个教义，权威集中在罗马一个人身上。东正教从来没有走这条路，它的传统叫"凯撒教皇主义"，意思是，世俗的皇帝本人，直接承担了保护和领导教会的角色，皇帝不是教会的对立面，皇帝本身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是上帝在人间秩序里安排的守护者。拜占庭帝国一千年，皇帝和教会的关系，走的都是这条路。这和儒教一样,教会不是去制衡皇帝，教会的功能，是去确认皇帝的神圣性。

俄罗斯继承拜占庭的东正教传统，同时继承了这套凯撒教皇主义的政治神学骨架。沙皇时代，俄国教会长期被认为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教会的高层任命，实际上由沙皇的机构控制。

斯大林1943年，也就是二战最吃紧的时候，重新批准选举牧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来管理教会事务，让教会重新有了一个中心化的、可以被辨认的权威结构。表面上看，这是斯大林对宗教松了手。但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把这套已经存在了一千年的、把世俗最高权力和宗教神圣性焊接在一起的结构，重新启动了，只不过这一次，坐在那个被神圣性加持的位置上的人，不再是沙皇，是他自己。

这是一次极其精准的政治操作。俄国普通民众身上，那种对"世俗领袖同时也是神圣领袖"这套叙事的接受度，几百年宗教传统已经把它刻得很深。1937年的调查显示，即便经过了斯大林早期最猛烈的宗教镇压，依然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苏联民众，自我认定为宗教信徒。斯大林做的，是把这个底色，重新引导到自己身上。

于是你看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里全是这套政治神学的词汇。他被称为民族之父，伟大领袖，人类的天才导师。他的画像挂在每一个工作单位和学校，他的生日变成全国性的节日，孩子们从小被教导要敬仰他表现出来的超人般的远见和智慧。军事阅兵，党代会，群众集会，这些仪式，在功能上，直接替代了原本属于宗教节庆的位置。

这里就要回到两个基本问题，一,教皇能不能犯错，总书记能不能犯错? 二,党的意志，国家的立场，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些是抽象的名词，还是有意志的主体?

这两句追问，来自于是七百年前，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他1287年前后出生在英国,加入了方济各会，创会的核心精神是清贫，修士个人不能拥有财产，甚至修会本身在理论上也不直接拥有财产，一切用度都靠信众的施舍。这个立场后来被称为"使徒清贫"。历史上好几任教皇，包括尼古拉三世，都正式认可过这个立场。

到了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这里，事情变了。若望二十二世在1322年连续发布了几道正式的教令，直接宣布，说耶稣和使徒拥有财产，使徒清贫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甚至带有异端的性质。这是教皇用最高权威颁布的正式教令，要求所有方济各会修士服从。

方济各会的总会长，米歇尔·切塞纳，当场就顶了回去，拒绝服从。奥卡姆当时正好也在阿维尼翁，也就是当时教皇的驻地，他受命去研究这几道教令到底站不站得住脚。他研究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若望二十二世这几道教令，直接推翻了他的前任教皇尼古拉三世正式认可过的立场，一个教皇公开宣布另一个教皇钦定的正统教义是异端，说明若望二十二世自己可能是真正陷入异端的人。

这个结论极其危险，因为它已经不是在讨论修士该不该拥有财产这个具体问题了，它在质疑一件更根本的事，教皇本人，会不会犯错，会不会自己变成异端。

1328年5月26号夜里，事情到了摊牌的时刻。眼看若望二十二世就要正式给方济各会这一派定罪，切塞纳带着奥卡姆连夜从阿维尼翁出逃，随身还带走了修会的印玺。他们一路逃到意大利的比萨，投奔了当时正在和教皇公开对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

他跟着路易四世去了慕尼黑，在皇帝的庇护下住了将近二十年，一直到去世。他这二十年写了一系列政治论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叫《九十天著作》，他论证，教皇不是不可能犯错的。教皇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可以持有错误的教义立场，甚至可以在坚持这个错误立场的时候，变成一个异端者。这一步直接打碎了当时教廷体系里最核心的一个预设，教皇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被质疑的。

除此之外,他还解决了中世纪经院哲学里一场吵了几百年的架，叫共相问题。比如你面前有一只白猫，隔壁有一只黑猫，远处还有一只花猫。这三只猫，长得完全不一样，颜色不一样，花纹不一样，体型也不一样。但我们看到它们，都会说，这是猫。问题来了，这三只具体的、长得完全不同的东西，凭什么都叫猫，它们之间共享的这个猫性，这个让它们都算作猫的东西，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存在在哪里。

当时的主流立场，叫实在论，源头是柏拉图的理型论。这个立场说，存在。不但存在，而且这个猫性，比你面前那只具体的白猫更根本。你面前这只白猫，只是分享了那个完美的猫性理型，才成为一只猫。这个猫性理型，不依赖任何一只具体的猫而存在，它在某个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存在着，哪怕世界上所有的猫都死光了，猫性依然存在。

这个立场后来被经院哲学家，尤其是阿奎那，系统性地吸收进了基督教神学。阿奎那论证，人性也是这样一个独立存在的、真实的普遍本质，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分享了这同一个人性。整个自然法理论，都建立在这种"存在着独立于具体个体的普遍本质"这个预设上，因为你要论证一条法律符不符合人的理性本性，你首先得承认，有一个叫人的理性本性的东西，是稳定的、可以被理性把握的。

奥卡姆站出来说，不对。他提出的哲学立场，叫唯名论。他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个别事物，那只白猫，那只黑猫，那只花猫，仅此而已。不存在一个额外的、独立于这三只猫、飘在某个地方的猫性。猫这个词只是我们的心智，看到这三只长得不一样的东西之后，发现它们在某些地方相似，于是给它们贴上的一个共同标签。这个标签，拉丁文叫nomen，意思是名字，唯名论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标签本身，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只是心智里的一个工具，标签背后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存在论主张，世界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 普遍概念不是世界本身自带的元素，是心智后来贴上去的标签。

从这个立场，他推出了一条方法论原则，后来被叫做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如果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完整、更整齐，凭空多假设出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而这个实体又没有真的增加任何解释力，那这个实体就应该被砍掉。既然三只具体的猫，加上心智给它们贴标签这个具体的心理活动，就完全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都管它们叫猫，那为什么还要再多假设一个形而上学空间里的猫性理型。

这条原则背后，是一种极其克制的存在论态度，存在的东西，应该是被真正需要才存在的，不能因为它能让一套理论看起来更漂亮、更完满，就想当然地假设它存在。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更深的后果，直接决定了后来几百年西方哲学怎么理解知识是怎么来的。如果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个别事物，没有独立存在的普遍本质，那我们脑子里那些普遍概念，猫，人，红色，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奥卡姆的答案是，一切知识的起点，必须是对具体个别事物的直接经验，他管这个叫直觉认知，普遍概念，是心智在经验了大量具体事物之后，自己抽象整理出来的产物，不是心智里天生带着的、然后拿去套在世界上的模板。

这个立场，把认识论的重心，彻底翻转了过来。原来的主流想法，是先有一套天生的普遍范畴，心智带着这套范畴出生，再拿它去套具体的事物，看哪个具体事物符合哪个范畴。奥卡姆说要反过来，先有对具体事物的直接经验，普遍范畴，是从这些经验里，后来才被提炼出来的，不是天生自带的。

这个翻转，直接铺好了后来洛克、贝克莱、休谟这整条英国经验主义路线的地基，一切知识起于具体经验，普遍性的东西不是天生带着的，是被抽象出来的。奥卡姆常常被后人追认为是经验主义传统最早、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这个理论又是如何威胁到教皇和总书记的?

当时教廷论证教皇权威的逻辑，隐含着一个跟猫性理型一模一样的实在论预设，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有一种独立于任何具体教皇个人的、神圣的普遍权威，这个权威，通过教皇这个职位自动显现出来，教皇个人，只是这个抽象权威的载体，所以教皇说的话，天然就不容置疑，因为不容置疑的不是这个具体的人，是那个通过他显现出来的教会本质。

奥卡姆用他的剃刀，直接除去这个预设。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具体教皇个人的、抽象的教会普遍权威。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信众，一个一个具体的教皇，一个一个具体的历史决定。权威从哪里来，答案只能落回到这些具体的东西身上，具体的信众群体的同意，具体的历史实践积累下来的权利，不要臆造一个飘在空中的教会本质，自动给某个职位盖上不可置疑的印章。

这套逻辑，直接推导出了他后来那个最危险的结论，教皇本人和总书记都可能犯错，一旦他们坚持一个已经被论证为异端的立场，他就自动失去了继续占据这个位置的资格，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独立的、神圣的东西在保护这个位置，保护这个位置的，只是具体的人做出的具体判断，而具体的人，会犯错。

奥卡姆思考的哲学问题,在佛教因明学里，印度哲学家陈那也有相似的见解。他提出一对概念，自相和共相。自相，是具体的、刹那生灭的个别现象，比如你眼前这一刻看到的这个颜色，这是真实的，可以被现量直接把握的。共相，比如牛性这种普遍概念，陈那说，这根本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是心智用一种叫遣余的方法，把不同的具体事物，排除掉它们的差异，打包贴上同一个名字，构造出来的一个工具。

奥卡姆这条线，一路走到休谟那里。休谟说，我们看到的因果关系，比如太阳晒石头，石头变热，这中间那个必然的因果联结，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只是看多了这两件事总是前后发生，习惯性地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果，只是一种心理习惯，不是世界本身真实具备的一种逻辑必然性。

法称在建立佛教因明的时候，走到同一个岔路口。法称坚持，因和结论之间，必须有真实的本体论联结，要么是因果联结，比如烟和火，要么是本质同一联结，比如所作性和无常。这种联结，不是经验上看多了产生的习惯性联想，是真实的、可以被反复检验的必然关系。

回到今天开头那句话，党的意志，国家的立场，历史的必然。下一次听到这类说法，可以试试用奥卡姆这把哲学剃刀去思考，是不是本来只是一堆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决定，却被包装成了一个独立存在、不容置疑的抽象整体。这把思想的工具，今天依然好用。

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来22 George Street做客，下次接着聊，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