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穷过密西西比——《大西洋月刊》说的对么?

按购买力平价，英国的人均收入现在和密西西比州齐平。

大西洋月刊的诊断是投资不足。药方是多投资。这个答案回避了一个问题：钱从哪来？英国公共债务已接近GDP的100%，年度利息支出超过1000亿英镑。特拉斯的迷你预算案证明了gilt市场的约束是真实的。疫情后的通胀证明了大水漫灌的代价。政府根本没有财政空间。

那真正的病因在哪里？

Brexit让英国对欧贸易减少了15到20%。承诺的CANZUK自由流动区从未兑现，加拿大没有动机，澳大利亚重心在印太，印度要的签证英国不肯给。四十七年的贸易谈判能力外包给欧盟，离开之后空手而归。这是一场建立在后帝国自我认知上的赌博，输了。

绿化带七十年锁死住房供给，制度性地保证了房产升值，把理性资本全部吸入了房地产而非生产性投资。极端环保政策推高了能源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生存空间。两者叠加，造血能力从内部被堵死。

EDI文化位移让追求卓越和承担风险的社会动力被系统性侵蚀。熊彼特说创造性破坏需要奖励冒险的文化环境。那个环境正在消失。

每一个导致衰退的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受益的选民群体在保护它。民主政治的时间框架奖励即时利益，惩罚长期改革。

最后：法拉奇是解药吗？他是Brexit最大的政治推手。一个同时是最大伤口的制造者和声称要治愈这个伤口的医生，不是解药，是同一场病的延续。

Transcript

周末好，欢迎大家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朋友乔治。

先说一个让英国人感到有点尴尬的数字对比。密西西比是美国五十个州里最穷的一个， 长期以来是英国媒体和知识分子用来嘲笑美国贫富分化的标准参照物——你们最富的地方和最穷的地方差距那么大 ，密西西比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这个梗用了很多年。然后有一天，有人认真做了一下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发现英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和密西西比齐平。

2007年，英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刚刚超过德国，英镑兑美元超过两块，伦敦有望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把交椅。 那是英国后帝国时代的高水位线。然后过去了将近二十年，GDP比2008年之前的趋势线低了大约一万英镑每人，私人投资比例是G7垫底，生产率增长将近停滞。

大西洋月刊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试图解释这件事, 一下就火遍全网。 文章的诊断是投资不足，加上一系列政策的自我伤害。诊断方向是对的。大西洋月刊的核心论点是英国投资不足，政府应该做更多。这听起来有道理，但钱从哪里来？

英国目前的公共债务约为GDP的94到100%，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数据， 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大约在1000到1260亿英镑之间，是政府第三大支出项目，仅次于社会保障和医疗。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个债务比例只有GDP的36%。十五年不到，翻了将近三倍。

有人会说，债务高不一定是问题，只要利率低于增长率，债务是可持续的。 这个论点在学理上有其道理，但英国最近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反例。

2022年9月，时任首相特拉斯和财政大臣夸滕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迷你预算案"， 核心是450亿英镑的大规模减税，没有配套的支出削减方案。市场的反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英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英镑暴跌，养老金系统因为利率衍生品的问题险些面临流动性危机，英格兰银行被迫紧急干预。 特拉斯在位45天，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这个事件证明了一件事： 英国市场对财政可信度极其敏感，政府的借贷空间不是无限的，而且市场会非常快速地惩罚任何看起来不负责任的财政信号。

疫情也提供了同样的教训。2020到2021年，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支出来应对疫情冲击。 结果是2022年CPI通胀峰值超过11%，是G7里通胀最持久、最难压下来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直到2025年通胀仍然高于目标水平，英格兰银行迟迟无法把利率降到正常水平。 这个教训不是理论上的，是真实发生过的。

所以大西洋月刊说英国需要更多投资，在事实层面这是对的，英国私人和公共投资的比例确实是G7垫底。 但"政府应该借钱投资"这个药方，在当前的财政约束下，空间极其有限。 问题不是政府不想投资，是每借一分钱都要付高昂的利息成本，而且市场随时可能重演特拉斯时刻。

那么，既然财政手段受限，英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说答案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凶手：脱欧.

脱欧的支持者卖给选民的，不只是"离开欧盟"这四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替代愿景。 Global Britain——一个从欧盟官僚体制里解放出来的英国， 凭借英语、普通法传统、金融中心地位和英联邦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贸易和人员流动安排。 其中被反复提到的具体承诺，是CANZUK——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之间建立类似欧盟的自由流动区域。 还有一个和美国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和印度、日本、东南亚的贸易网络。

这个愿景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误判上：其他国家会把和英国建立特殊关系列为自己的优先事项。

现实是，他们没有这个动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亲欧， 在经济上深度依赖美国，CUSMA也就是原来的NAFTA更新版才是他们的核心贸易框架， 英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战略重心在印太， AUKUS三边安全协议和四方安全对话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框架， CANZUK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怀旧的概念，不是战略优先。印度谈了多年的自贸协定， 核心争议是印度学生和技术工人的签证配额，而这恰好是"控制移民"派脱欧支持者最不愿意让步的地方，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卡住。 美国在拜登时代明确不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北爱尔兰协议》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 在特朗普时代感兴趣的是一个单方面有利于美国农业和制药业进入英国市场的协议，不是互惠的自由贸易。

英国还有一个能力上的根本问题：它用四十七年外包了贸易谈判能力给欧盟。 自己的贸易谈判文官体系在公投之后几乎从零开始建立，在最需要谈判能力的时候，是一个严重人手不足的机构。 当时主导国际贸易部的Liam Fox，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同时和十几个主要经济体谈判的任务，手里的资源远远不够。

最终谈成的欧盟协议，覆盖货物贸易，但基本排除了服务业。这个设计恰好把英国最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留在了协议的边缘： 金融服务、法律、咨询、创意产业、高等教育——这些服务业的出口壁垒在脱欧之后实际上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了。

英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在相当程度上还在用后帝国时代的地图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 特殊关系"这个概念假设华盛顿把英国视为天然的优先伙伴；"英联邦"这个框架假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英国的自然延伸。 这两个假设在21世纪都越来越不符合现实。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已经根本改变，不再以英裔为主； 澳大利亚的战略重心在亚太，不在大西洋；印度有自己的大国雄心，不在英联邦框架里寻求身份认同。

最后一层是约翰逊政府的政治激励结构。"Get Brexit Done"是一个宣布终结的口号，不是一个宣布开始建设的口号。 薄薄的贸易协定在2020年圣诞节前夕签完，约翰逊宣布胜利，然后把替代架构的建设留给了之后的政府。 之后的政府有更紧迫的危机要处理，替代架构的建设就这么搁置了。

主流经济研究发现土偶让英国对欧贸易减少了15到20%，这个数字在不同研究里是稳健的，连英国自己的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承认脱欧让长期GDP减少了大约4%。 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自残。

第二个凶手：绿化带加极端环保.

绿化带，Green Belt，建立于1950年代，初衷是保护城市周边的自然空间，防止城市无序蔓延。 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执行了七十年之后，它的实际效果是把英国最有经济生产力的地区——大伦敦周边——人为锁死了住房供给。 建不了，扩不了，供给稀缺是被制度性地制造出来的。

结果是英国的住房成为了世界上最可靠的财富储存工具之一。不是因为英国经济特别好，而是因为规则保证了供给永远不够。 在利率接近零的十五年里，一个制度性保证升值的资产类别，对任何理性的资本都是磁铁。

经济学家Adair Turner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英国的金融系统把大量信贷导入了房地产，而不是工业和创新。 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在对扭曲的激励做出正确反应。当房产回报在结构上优于生产性投资，资本就会去房产。 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私人投资的比例长期是G7垫底——不是英国人不想投资， 是投资房产比投资工厂或创业更理性。

谁在保护绿化带？持有房产的人。英国中老年群体的房产自有率极高， 这批人是选举里最可靠的投票群体，他们的资产价值建立在住房供给稀缺的基础上。 任何允许大规模建设的改革都直接损害他们的净资产，保守党的选民基础不允许，工党的地方执政区域也有大量反对开发的居民。七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环保政策叠加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压缩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英国的能源成本是G7里最高的之一，碳税和可再生能源补贴对能源密集型制造业是真实的竞争劣势。 德国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类似案例：激进的去煤炭化让德国工业电价长期高于竞争对手， 制造业外流和能源政策之间的关联在德国已经是持续的政策辩论。

绿化带锁死住房供给推高了资产价格，把资本吸入了房产；极端环保推高了生产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一边堵，一边挤，真正的生产性投资腹背受敌。

第三个凶手：EDI和觉醒文化.

这个因素最难量化，但对长期竞争力的影响可能最为深远。

熊彼特描述资本主义的进步机制时，用的词是创造性破坏。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社会在文化上奖励冒险，容忍失败，把追求卓越视为值得尊重的事情。 创业者需要有社会地位，失败需要被接受，风险承担需要被视为勇气而不是鲁莽。

过去二十年，英国和更广泛的西欧经历了一个文化重心的位移。安全、包容、避免伤害，成为了更中心的社会价值。 EDI政策是这个文化转变的制度化表达，但它本身不是原因，而是一个更大趋势的症状。 真正在改变偏好的，是几件叠加在一起的事情：一个日益庞大的专业管理阶层，他们有稳定的职业路径，不需要创业，也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承担商业风险； 皮克提所说的婆罗门左派的崛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阶层用象征性的正义替代了物质进步的追求； 以及亨德森提出的奢侈信仰概念——那些对持有者几乎不需要付出代价、但有很高社会信号价值的道德立场， 越来越主导了中产阶级的公共话语。

英国私人投资是G7垫底，这个结果背后有监管环境的因素，也有创业文化侵蚀的因素。 一个越来越把规避风险、追求安全、强调程序正义当作首要价值的社会， 产生的企业家数量和质量，和一个崇尚冒险、容忍失败的社会，在长期数据上会出现可测量的差异。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无法被解决

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英国的相对衰退是一个关于政治经济捕获的故事。 每一个导致衰退的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受益的选民群体在保护它，而且这个群体往往是民主选举里最有组织、最可靠投票的那批人。

Nigel Farage领导的改革党在民调里持续上升，核心叙事是： 英国的问题是非法移民、精英阶层、以及被政治正确绑架的体制。如果你听完了这期播客，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对这个叙事的判断。

非法移民造成犯罪率飞速上升，这是事实。但它和英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Brexit的贸易损失、绿化带锁死的资本、文化位移侵蚀的创业动力、以及 财政空间被封死的现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谢谢来George Street做客,下次见,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