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追求自由可以是一种冒犯?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基尔发现，工业革命的真正前提不是技术，而是一套新的道德框架——掌握自然规律，不冒犯上帝。在这之前，探索自然在道德上充满张力；在这之后，它变成了合法的，甚至崇高的。

中国完成了这个转变。中国工程师运用热力学不觉得有任何道德问题。

但政治领域的等价转变没有发生。同一个人，把分析性的眼光转向政治权力时，会碰到一堵无形的墙——不只是恐惧，而是某种道德直觉：这样对待政治秩序，是不对的。是冒犯。

泰勒在《世俗时代》里指出，自然世界的去魅和政治世界的去魅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中国是最完整的当代案例：科学完全现代化，政治权威被重新圣化——天命换成了历史使命，皇权换成了党的领导，结构完全相同。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例外，百家争鸣是真实的思想自由。秦统一切断了那个开端，此后两千年没有发展出任何可以对抗帝国权威的独立合法性来源。

中国人不追求自由，不只是因为代价太高。是因为有一套积累了两千年的政治神学，让追求自由这件事在直觉上感觉像越界。

台湾同样的文化，走了不同的路。这证明改变的不是基因，是道德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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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欢迎大家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朋友乔治。

有一种关于自由的说法，流传很广：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 这个定义听起来很直接，但它解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反对追求自由？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说,人的天然倾向是把责任外包给权威。

更深的问题是这个：一些人的的直觉里，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不是怯懦，而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被那样对待。这种感觉不完全是恐惧，它更像是一个虔诚的人面对某种禁忌时的道德不适——不是算计，是直觉上的越界感。

理解这个越界感从哪里来，是这期的主题。

2025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等人,他识别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

莫基尔在《增长的文化》里的核心论点，回答了一个经济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而不是更早，不是在中国，不是在伊斯兰世界？ 技术知识和聪明的工匠在很多地方都有，为什么只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产生了持续的技术进步？

他的回答是：工业革命首先是一个文化和道德转变，其次才是技术事件。

在前现代社会，理解和操控自然力量被认为要么是徒劳的——自然是神意的体现，人不能真正掌握它——要么是冒犯神的。 中世纪的欧洲人不是笨，他们是活在一套道德框架里，这套框架让探索自然规律并将其应用于改善人类生活这个想法，在道德上充满了张力。知识的边界是神学的边界。

工业革命的真正前提，是这套道德框架被重构了。培根、牛顿之后，欧洲知识界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信念： 自然规律是可知的，而且是被上帝放在那里等待人类发现的；运用自然规律改善人类生活不是冒犯，而是对人类理性的正当使用，甚至是宗教意义上值得称颂的事。 这个转变，莫基尔叫做工业启蒙。

它让一件事从道德上可疑变成了道德上合法：用系统性的知识掌控物质世界。

现在做一个平行移动，从自然移到社会。

莫基尔描述的转变，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自然规律是可认识的，加上认识和应用自然规律在道德上无罪。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个中世纪的天才工匠可能在技术上接近突破， 但如果他活在一个让第二个条件无法成立的道德宇宙里，持续的技术进步就不会发生。

社会领域的等价突破，需要同样结构的两个条件：政治秩序是人类建构的因而可以被理解、批评和改变，加上这样做在道德上无罪。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里，这两个条件经历了漫长的确立过程——洛克、卢梭、潘恩， 他们做的不只是写下政治哲学论点，他们做的是重构整套关于政治权威从哪里来、是否神圣、是否可以被质疑的道德宇宙。 这个重构让一件事从冒犯变成了合法：用理性分析政治权力，主张改变政治秩序。

这个转变在中国，当然没有完成。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是一本厚重的书，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1500年在西方几乎不可能不信上帝，而今天信仰只是众多选项之一？

泰勒的回答里有一个关键区分，对我们的问题非常重要：自然世界的去魅，和政治世界的去魅，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不会自动一起发生。

自然世界的去魅是莫基尔描述的那个过程——自然从神圣秩序的体现变成了可以被认识和操控的机制， 这个转变支撑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政治世界的去魅是另一件事——政治权威从神赐的、神圣的、不可质疑的秩序， 变成了人类建构的、可以被理性审视的安排。

这两个去魅可以一起发生，也可以分开发生。而分开发生的情况，正是中国今天的处境。

中国完成了莫基尔意义上的科学转变：中国工程师接受自然规律可知且可用这一前提，大部分人不会觉得这在道德上有问题。 但当他把同样的分析性眼光转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会碰到一堵无形的墙——不只是恐惧，而是某种更深的道德直觉：这样对待政治秩序，是不对的。

这堵无形的墙，是怎么建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短暂的、真实的例外：战国时代。公元前5到3世纪，多国竞争的结构创造了真正的思想市场。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真实地竞争，学者可以在各国之间流动，任何单一权力无法垄断思想。 这是一个政治权威尚未被完全圣化的时代，孔子可以批评他不满意的君主，墨子可以挑战贵族秩序，杨朱可以主张个人自我保全高于一切社会义务。

这个时代在公元前221年结束了。秦统一之后，多国竞争创造的结构性多元消失了，焚书坑儒是一套新的政治逻辑的完整表达： 统一的帝国不能容忍思想竞争，因为思想竞争会产生替代性的合法性来源。

此后两千年里，没有发展出可以对抗帝国权威的独立合法性来源。没有独立教会——历史上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被纳入国家管理而非与国家抗衡。 没有自治城市——宋代曾经发展出相当活跃的城市商业文化，但没有转化成政治上的自治权。 没有独立法律传统——法律是皇帝意志的延伸，不是约束皇帝的框架。

欧洲的政治多元，有一部分来自地理——山脉、河流分隔了权力。更重要的来自教权与俗权的竞争： 教皇说我代表上帝，国王说我代表国家，这个持续几百年的竞争，客观上为第三方创造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没有人能完全胜出，空间就在竞争的夹缝里生长出来。

中国这个竞争从未发生。帝国权威从秦朝开始，就以儒家的道德宇宙为自身提供无可替代的合法性： 天命所归，皇权是宇宙道德秩序在政治上的体现。在这套框架里，挑战政治秩序不只是危险，而是在宇宙论意义上是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这套结构，然后用现代语言重新包装了它。

天命变成了历史的必然方向。皇权变成了党的领导。宇宙道德秩序变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形式完全不同，结构完全相同：政治权威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机构，可以被理性审视、被批评、被替换； 它代表某种更大的、超越普通理性判断的东西。

泰勒把这种状态叫做政治权威的重新附魅。在自然世界已经完成去魅的情况下，政治权威被重新圣化。

这个诊断把我们这个系列谈过的很多现象串起来了。

吃苦崇拜为什么持续？因为它被嵌入了一套关于苦难有宇宙意义的叙事——吃苦是美德， 是对历史苦难的正确回应，是让自己配得上国家和民族的方式。 莫基尔说的那种道德重构——探索、批评、要求更好的生活是合法的——没有发生在这个领域。

竞争性自愿奴役为什么稳定？因为进入体制在中国的道德宇宙里不只是求职，而是找到了自己在那个神圣秩序里的位置。 反抗那个秩序，直觉上是冒犯，不只是风险。

那么，莫基尔说的那个转变——让追求政治自由不再感觉像冒犯——需要什么？

历史上，科学去魅不是通过说服人们放弃信仰发生的，而是通过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探索自然变成了合法的甚至崇高的活动。 开普勒、牛顿都认为自己是在揭示上帝的设计，这个重新诠释是关键的——不是取消神圣性，而是重新安置它，让科学探索和神圣性共存。

政治领域的等价转变需要一套新的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审视政治权威、要求政治权利、追求政治自由，不再感觉像冒犯，而是对自我的正当主张。

台湾完成了这种重构。这证明莫基尔说的那种转变，在政治领域同样是可能的。

最后回到那个关于自由的定义：自由是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

一个在道德上感觉追求自由是冒犯的人，他面对的不只是"我要不要承担后果"的问题，他面对的是"我有没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的问题。

莫基尔告诉我们，这种感觉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宇宙制造出来的。 欧洲人曾经觉得解剖尸体是冒犯，觉得主张日心说是冒犯，觉得通过实验操控自然是冒犯。 后来他们不这么觉得了。这个转变需要时间。

追求政治自由在中国感觉像冒犯，是因为有一套历史积累了两千年, 又被现代国家机器精心维护的政治神学，让那个越界感一直活着。

打破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勇气，而是一套新的关于人和政治秩序的关系的道德语言, 中国大陆的那套语言，还在建构之中.

谢谢今天来George Street做客,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