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士大跃进看到中国政治里知识分子的宿命

如果你仇视知识分子，你用什么方法摧毁他们？

送夹边沟，要建营地，死亡是证据，幸存者写回忆录。送牛棚，制造烈士，共同的苦难把他们打成一块铁。

最优解是反的：大量制造他们。让他们自己付学费入场，自己熬十年，然后为一个教职互相踩踏、互相举报、自踩身价。没有营地，没有看守，没有烈士，没有责任人——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其他知识分子的看守。

清华一所学校的在校博士，是哈佛的2.3倍。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月补贴三千块，中学教职排队的海归，非升即走的青椒。

这期谈的是反向科举、学历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图尔钦说的——当一个社会制造的精英候选人远超精英职位时，历史会发生什么。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个长策运转了一千三百年，靠的是彀尽头有真东西。现在的操盘者学会了彀的全部技术，省掉了奖品的全部成本。

让知识分子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善意。

Transcript

周末好，欢迎大家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朋友乔治。

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你是一个经受过文革洗礼的革命小将,现在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     但从骨子里仇视知识分子——仇视他们的清高，不服管教，看不惯他们居然敢拿着学问向权力要价。     但现在你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机器。问题来了：你用什么方法摧毁他们？

送去夹边沟？三千右派关进戈壁滩，饿死大半。但这个方案的成本核算很难看：要建营地，要派看守，要应付死亡数字。     更糟的是，幸存者会写《夹边沟记事》放到网上，历史会把这笔账记成暴行，记在你名下。

送进牛棚？要发动群众，要组织批斗会，要耽误牛马生产。而且这个方案有一个致命的副产品：烈士。     老舍投了太平湖，傅雷夫妇悬了梁——烈士是最贵的东西，他们会变成符号，成为几十年后控诉你的证词。

所以，作为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革命小将，你坐下来重新设计,一点就通,这次你收拾知识分子,让他们连责任人都找不到。

答案只有一个：大量地制造他们,让他们恶性竞争,自相残杀.

让他们排队报考博士研究生，自己付学费，自己熬十年青春进入管道。    让他们的数量多到任何人都不再值钱。 为一个事业编互相踩踏、举报、互相作贱。    这样一来,他们的贬值看起来像市场规律，而不是迫害——毕竟没有人能控诉一张供求曲线。     让受苦看起来是他们自己选的——谁逼你读书了？最后，让他们对一碗饭感恩戴德，把怨气全部留给其他凭什么混的比你好的博士同学。

夹边沟需要看守。这个方案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其他知识分子的看守。

这个思想实验做完了。现在我告诉你，这已经发生。

2026年,清华大学以17768名在校博士生位列世界第一。 浙江大学17442名，    北京大学14515名，上海交通大学14275名，复旦大学13463名——榜单前十，全部是中国大学。

清华一所学校的在校博士，是哈佛的2.3倍。 这些数字还不含在职博士.     中国正在偷偷地疯狂大跃进,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总量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街道办招聘清北博士，中学教职排队的海归，非升即走考核下35岁失业的青年教师。     供过于求已经发生好几年了.

政府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中国大学由政府控制，博士名额、博导数量、学位点审批，每个数字都在教育部的表格里。     扩招不是市场行为，是审批结果——每一个新增名额都盖着公章。    博士本是极少数人的求知和兴趣，如今成了流水线。 政府有钱没处花？恰恰相反，教育经费在大量缩减。社会有需求? 更没有. 与世界脱钩,百业凋敝.

它的终产品——一个跪着的知识阶层——恰好是革命小将乐见的东西。

这也是中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祖传操作。

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晚唐诗人赵嘏写得更直白：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科举作为政治技术做三件事。吸收：把帝国所有最聪明、最有野心、因此最危险的年轻人，吸进一个耗尽一生的管道。     正统化：要赢，必须先把官方意识形态背进骨髓。原子化：你的对手永远是其他读书人，不是朝廷——范进们一生互相踩踏，从不抬头看设局的人。

但这还不如科举。科举是人们挤破头要进的窄门，门后有真官位,这是反向科举：保留全部捕获机制，取消奖品.

1990年代，微波炉一台卖三千块。然后格兰仕进场，梁庆德的打法叫价格屠夫：     每次产能扩张就降价，压到自己成本线之上、所有对手成本线之下，让整个行业无利可图。     微波炉从三千打到三百，从利润产品打成大宗商品。格兰仕赢的方式不是做更好的微波炉，     而是摧毁这个品类的定价权——打完之后，任何人永远不可能再靠微波炉卖高价。

用产能摧毁定价权。现在看博士市场——政府比格兰仕下手还狠.，因为国家同时占据三个位置。

第一，唯一的造币厂：博士学位只有国家批准的机构能授予，垄断发行。     第二，最大的买家：高校、科研院所、体制内岗位，学术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就是国家自己——经济学叫买方垄断。     第三，产量阀门在手：招生指标、博导名额、学位点，全在审批表上。

垄断发行者加买方垄断者，故意把产量开到世界第一——经济学的预测很干净：     卖方议价能力归零，买方获得无限压价权。三千块月补贴，非升即走，对编制感恩戴德。离抄水表,送外卖只有一步之遥了.

胡温时代，国家对知识分子有债务。千人计划，高薪引进，人才待遇，好吃好喝供着——那是国家按市场价偿付知识的价格，知识分子凭学历和成果可以向国家要价。

扩招是赖账最优雅的方式。不撕毁任何文件，只让承诺的计价单位变得一文不值。"     人才待遇"四个字至今还印在红头文件里——只是"人才"这个词，已经被通胀到和"劳动力"同义。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在这里严丝合缝：门外排着一万个博士，门内的知识分子就接受任何条件。    每多印一个博士文凭，知识分子的脊梁就会弯下去一分。一石二鸟：门外制造跪着的求职者，门内驯服站着的在职者。

格尔茨研究爪哇农业时创造了involution这个词，内卷的原始定义是：     投入越来越多，回报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凶。彀中的英雄不仅白了头，还在互相拔头发。

最后说这台机器的结局.

图尔钦的精英过剩生产理论，用几千年历史数据证明了一个规律：当社会生产的精英候选人远超精英职位，     落选者转化为反精英——而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动乱的领导层，都出自这批人。     受过最好的训练，被许诺过前程，然后被告知一文不值——这是一个政权能为自己制造的最危险的库存。

这些批量生产的博士,手里捏着货真价实的学位，盖着国家的章，他们是按规则赢了的人——然后眼睁睁看着奖品在自己读书的几年里贬值成废纸。    中国知识分子,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谢谢收听George Street,下次见,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