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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这座城市,在不到一百年里被屠过三次。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满城旗人几乎被杀光,数以万计。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荃纵兵屠城,烧杀十余日,秦淮河上漂满尸体。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三十万人遇难。
三次屠杀,同一座城。今天只有一次有纪念馆。
前两次的死者加起来不比第三次少。他们没有纪念馆,没有公祭日,没有教科书章节。他们被遗忘的原因只有一个:杀他们的人是中国人。
这期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反殖民史观的逻辑为什么经不起推敲.
义和团运动,杀死的外国人大约两百多,杀死的中国基督徒数以万计——山西、直隶的教民被整村屠灭。 柯文写过一本《历史三调》,专门分析义和团如何经历三次变形: 先是事件本身,然后是亲历者的经历,最后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神话。 神话化的最后一步,是把一场杀中国人远多于杀外国人的运动,追封为反帝爱国运动。 代价是那几万教民从账本上被划掉了——他们是中国人,杀他们的也是中国人,这种死亡不产生叙事价值。
另一边:1925年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这十三人有纪念碑,有纪念馆,写进每一版教科书。
为什么这十三人有碑,天京的几十万人没有?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一百年前就看出了问题: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记忆,所有记忆都在社会框架里被组织,而社会框架由现在的需要决定。 记忆不是仓库,是不断重写的编辑室。法国学者肖蒙后来在《受害者的竞争》里把这个逻辑推到底: 受害记忆是一种政治资源,谁的死被记住、谁的死被遗忘,是一场资源争夺,胜负标准是政治效用,不是苦难本身的重量。
这立刻让中国官方的史观现形:死者的重量是由凶手的血统决定。外国人杀的,永远记住; 中国人杀的,要立刻遗忘。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讽刺的是殖民主义史观还非要把自己包装成反种族主义的.
那民族为什么必须这样编造? 这就要进入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三个奠基理论了,它们共同构成这期的理论地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他的核心论点: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实体, 而是一种现代的想象方式——几亿从未谋面的人,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报纸、小说,想象彼此属于同一个共同体。 民族是被印出来的,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盖尔纳更直接,一句话: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制造了民族。 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的功能需求——需要标准化的语言、同质化的文化、可流动的劳动力——民族是为满足这 个 需求而被制造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宣称自己已经存在了五千年。
霍布斯鲍姆补上第三块:被发明的传统。那些看起来古老的仪式、节日、纪念, 绝大多数是十九世纪的发明,被刻意做旧,营造延续千年的错觉。 国耻日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历史发明:第一个国耻日是1915年5月9日,纪念二十一条,是民国知识分子的设计,然后被做旧成民族的古老伤痛。
1882年的勒南在《什么是民族》里说:遗忘,是民族创造的本质要素。 民族靠共同遗忘建立——尤其是遗忘内部的屠杀。法国人必须遗忘圣巴托罗缪之夜,才能成为法国人。他还有更关键的一句: 共同的苦难比共同的欢乐更有凝聚力,悲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悲伤规定义务。
中国百年国耻叙事是严格按配方生产的:
遗忘内部的相互残杀;策展对外的苦难.
国耻叙事的重心不是物质伤害。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太平天国、内战、大饥荒比,差一到两个数量级。但国耻叙事真正主张的是精神伤害: 民族的尊严被践踏了。哲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里定义: 羞辱是对自尊的伤害。这个定义有一个结构性前提——先有"自",才有可伤的自尊。羞辱是范畴依赖的伤害: 你可以烧掉一个人的房子,无论他自认是谁;但你无法在民族层面羞辱一个没有民族概念的人。那么,1900年的北京居民有"中华民族"这个自我概念吗?" 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启超1902年才造出来的——比八国联军晚两年,比可口可乐历史还短。 真实的历史是,1900年联军攻城时,大量北京居民在围观,在卖瓜果给联军,还帮联军扶梯子。 当时人的记录里有恐惧,有逃难,有对义和团和官兵的抱怨,唯独找不到"民族被羞辱"的感受, 因为是那个能被羞辱的主体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时间线于是成了中国史观的致命缺陷. 被声称的羞辱感,比事件晚了几十年。 国耻话语真正制度化——进教科书、建基地、变成每个孩子的必修情感课——是1990年代的事。 政治学家Callahan在《中国:悲观乐观主义的民族》里、汪铮在《勿忘国耻》里都考证了同一件事: 1991年启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把国耻叙事从一种民国话语变成了国家级的记忆基础设施。 换句话说,今天中国人对1900年的耻辱感,主要生产日期是1990年代。 此外,我们说殖民主义用血统来划分人类。但这套种族框架本身,就是从殖民者那里进口的。 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刻画了这个转变: 传统中国的自我理解不是民族主义,是文化主义。 天下,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不是血统。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一个夷狄接受了礼乐,就是华夏;诸夏行夷狄之事,就是夷狄。 身份的边界是文明,可以通过学习跨越。 这套框架有傲慢,但是文化傲慢,不是种族傲慢。 按基因划分人——黄种人、人种竞争、优胜劣汰——是清末进口的。 冯客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里考证了全过程:严复翻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种族科学的吸收。 中国本来用文化划分人,殖民时代从西方学来用种族划分人,然后用这套学来的框架清算殖民历史。 政治学家查特吉给这种现象起了名字:派生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他研究印度民族主义得出的结论是: 反殖民民族主义最深的悲剧,在于它反抗殖民者的方式是彻底接受殖民者的思维范畴——民族、国家、种族、进步,全套西方概念。 杜赞奇把这个分析搬到中国,写了《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史学把一个现代发明的主体倒填回全部历史, 把五千年改写成"中华民族"这个1902年出生的主体的传记。 1860年的清朝不是民族国家,是王朝帝国,皇帝的天下。 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被侵犯"描述那段历史,是让一个当时不存在的主体承受当时的事件。 这套史观还有一颗逻辑炸弹埋在自己脚下:清朝本身。按殖民主义史观的标准——异族武力征服并统治另一个民族就是殖民——1644年入关的满清是什么? 革命党的口号说得明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00年代的革命话语里,满清就是异族殖民政权。新清史学派的研究强化了这一点: 清是一个满洲征服帝国,用八旗制度统治,皇帝同时是蒙古的大汗、西藏的文殊菩萨化身——它的统治逻辑是帝国的,不是中国王朝的。 但今天中国的版图完全继承自清帝国的征服——新疆是乾隆打下来的,西藏是清朝纳入的。 于是同一套史观必须同时主张:满清入关是内部更替,不算殖民; 英国人在上海划块租界,算殖民。区分标准不可能是行为,两者都是武力征服; 不可能是当时人的认同,扬州十日的死者绝不认为自己在经历内部更替。唯一的标准是事后追认的种族归属: 满人后来被划进了中华民族,英国人没有。历史的性质,由一百年后的户口划分决定。
最后看上海,这是对整套史观最好的自然实验。上海的崛起,宁波帮的金融网络,江浙资本,买办的运营,都是真实的能动性。但经济学家诺斯有一个基本区分: 制度是游戏规则,企业家是玩家。玩家的才能要兑现,需要规则保障。租界提供的,是当时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规则: 财产权保护,相对独立的司法,市政管理,免于官府任意勒索。 规则是外国人立的,在规则里把生意做大的是中国人。证明规则重要性的,是一个用脚投票的事实: 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江南的富裕中国人大规模逃入租界,租界人口几年里爆炸式增长。 同样的人群,在租界繁荣,在香港和新加坡建立商业帝国;同一批人的同胞,在中国官府治下被勒索,在军阀治下被绑票,在历次运动里被清洗。 同一个基因池,不同制度,天壤之别。这个结果是对种族逻辑最彻底的否证,也告诉我们,决定人群命运的是规则、制度、文化,不是血统。 如果中国真的要配得上反殖民三个字,的史观应该反过来:每一个死者等重,无论凶手是谁; 每一份苦难都被记录,先从建国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做起. 大饥荒和文革的受害者至今没有一块碑,这才是真正的国耻。
谢谢收听今天的George Street, 下次见, Ch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