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极权对个人的伤害,能否得到真我?

马里亚纳海沟的鱼被压力塑造成奇怪的形态，但它们不觉得自己畸形，因为那是它们全部的正常。 

中国六七十岁的这一代人也一样。文革结束了，大跃进结束了，但那段历史留下的恐惧还在他们的花钱方式里收税，在他们对孩子说话的口气里收税，在他们每一次靠近权力的反应里收税。 

他们把节俭叫美德，把依附叫成熟，把收缩叫智慧。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替一段已经结束的历史继续完成工作。 

这期我们谈觉察的代价。不是"你应该更高尚"，而是一张账单：不觉察，你到底在付什么。 

以及那个最重要的判断:一个人说"I don't care"，本身就是这套历史在他身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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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察的代价：去除极权对个人的伤害,能不能得到真我?

周末好，欢迎大家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朋友乔治。

你有没有朋友有深海恐惧症。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水压极高，那里的鱼长年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进化出了各种在正常环境里看起来极为奇怪的形态。人也一样。极权制度和互害社会长大的人，人格也会在压力下变形，然后把那个变形当成自己本来的样子。

这期我们来谈一个很个人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去除环境对人的伤害，有没有意义？觉察或不觉察，意味着什么？

这么谈还是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群体。

中国六七十岁的这一代人，今天正在最高权力位置上。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孩子。学校停办，书被烧，老师被批斗，思考本身成了危险动作。他们中很多人被下放到农村，在完全切断了正常教育的环境里，度过了本来应该是认知结构形成期的岁月。

他们活到了改革开放，很多人抓住了机会，成了单位领导，成了家族里最有权威的声音。他们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价值传递者。他们也是今天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现在问题来了：他们要不要自我去除制度对他们的伤害，从而找寻压迫之下的真我？

这个问题要认真回答，必须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有没有真我？

不同的传统给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

先说如来藏的立场，因为它是这些答案里最反直觉的一个。如来藏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清净光明，本来就是佛，只是被烦恼遮蔽了。遮蔽去掉，佛性自显。这个结构里有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听起来非常像一个真我，像一个等待被发现的本质。

但如来藏说的佛性，和你想象的那种个人真我不是同一件事。佛性是普遍的，不是个人的，每个众生的佛性是同一个佛性。它不被个人历史塑造，不被文化条件决定。极权主义只是在原有的烦恼遮蔽之上又加了一层历史遮蔽，被遮蔽的不是你这个具体个人的真我，而是你作为众生所共有的清净觉知能力。

萨特却说，存在先于本质——没有任何预先给定的真我等待被发现，人是在选择中创造自己的。极权主义损害的不是你的真我，因为真我根本不存在；它损害的是你做选择的条件，限制了你本来可以用来创造自己的自由空间。

海德格尔说的本真性，也不是找回一个失去的真我。本真性是在已经给定的处境里，清醒地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消融在大家都这么说的平均状态里。

亚里士多德不谈真我，他谈能力。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然发展出来的形态。一朵被铁丝扎住的花，和自然生长的花，我们仍然知道哪个受到了限制，即使那朵被扎住的花从来没有经历过不被扎住的状态。极权主义的罪行，不是扭曲了某个固定的真我，而是系统性地截断了人的核心能力发展的条件。损失是真实的，即使没有一个完整的真我等在那里被恢复。

所以真我有没有，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定论. 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真我在等你回去。那个在文革开始之前正在形成的人不存在。十岁或者十五岁的时候，那个人还在被形成的过程中，然后那个过程被打断了。那一代人的好奇心、独立判断力、对知识的自然信任,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空间被系统性地截断了。这是真实的损失，即使没有一个完整的真我等在那里被恢复。

那是不是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损失，反思也就没有意义？其实可以把这一个形而上问题变成了一个更切身的问题,就是你的哪些判断，是我经过自由思考形成的。哪些判断，只是历史通过我在继续说话。

比如中国老人，文革期间学校停办，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今天她不相信医院开的药，她觉得那是药厂和医院联手骗钱。但她相信气功大师，相信偏方，相信网上流传的他们不让你知道的真相。她的判断逻辑内部完全自洽，还觉得她比那些盲目相信权威的人更清醒。

同时设想她的丈夫，大跃进期间经历过真实的饥饿。他今天的生活水平早已不需要他极度节俭，但他仍然把任何多余的花费视为罪过。自己吃最差的饭菜，子女稍微享受一点就会被说不知道珍惜。他不觉得自己被创伤控制了。他觉得他比那些乱花钱的人更有德性。

布迪厄把这叫做habitus。被特定社会条件塑造出来的行为倾向，伪装成个人品格。你只觉得它就是你。损害最成熟的形态，是把自己变成美德。

这是极权最精妙的成就。极权不需要天天运转。它只需要把它的逻辑足够深地安装进人的感受结构里，之后受害者会用余生替它做剩下的工作。

他们在这种扭曲里是快乐的,甚至因为这些扭曲获得了意义感。会有人说：不觉察又怎样,日子照样过，觉察了可能还更痛苦,还会失去周围的朋友。

这话没错。觉察不会自动奖励你。

但不觉察也有账单，只是这张账单从来没有人帮你列出来过。

第一笔：你会一辈子替已经结束的东西继续交税。

文革结束了，大跃进结束了，那个年代早就过去了。可它还在你的花钱方式里收税. 你以为你今天是在按自己的经验活，其实你是在替一段已经结束的历史持续买单。那段悲剧已经结束,它却仍然在你身上运转,甚至传承成那些没有经历过伤害的人. 

第二笔：你会一直做对自己不划算的决定，还以为那是聪明。

明明已经不缺钱了，还是不敢享受，最后不是你在支配金钱，而是旧时代留下的恐惧在支配你。明明现代医学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你却把时间交给偏方和神医。这是亏本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第三笔：你会活得越来越窄，然后把这种变窄误认成成熟。

对风险只有收缩一种反应，世界明明越来越大，你活得却越来越单一。这个单一化本身就是损失，让人生变得单调又重复。

虽然有损失,但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去审视。但个人的选择，不只只与自己相关.

以赛亚·伯林有一句话：你无法对你无法想象的东西产生需求。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可信任的公共科学机构的人，不知道那是可以被要求存在的东西。一个把依附权力内化成成熟的人，不知道个人独立是可以被保护的东西。一个把节俭内化成德性的人，不知道享受生活的权利是可以被争取的东西。

改变需要人们先能够想象替代方案。需要人们先认出当下的状态是损害。这个认出的动作，是所有变革的认识论前提。没有足够数量的个体觉察，社会就不会产生对真正改变的集体需求。

所以极权在政治意义上可以结束，但在社会意义上它不会自动结束，除非有人打断这个传递链条。

历史上认真做过这件事的，只有一个主要案例。

德国人有一个专门的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与过去搏斗。二战之后，西德把对纳粹历史的审视，变成了教育体系的核心，法律追责的持续行动，公共纪念文化的基础。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持续了几十年。

对照组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做了短暂的历史开放，然后迅速倒退。普京崛起所需要的社会土壤，正是由那些没有被认真处理过的苏联心理的传承者提供的。

哈维尔说，每一个拒绝在谎言里生活的人都在做真实的事情。这在道德上是对的。但德国的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之所以能够发生，不只是因为个体良知的觉醒，而是因为有纽伦堡审判、重建的公民社会、允许公开讨论的政治空间在制度层面撑住了那个过程。个体的觉察也需要制度性的支撑，才能从孤立的认知事件聚合成社会层面的转变。

中国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最后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觉察，值得吗？

对中国人来说，觉察未必让你更快乐;对中国社会来说，选择不觉察的代价由所有人承担。

谢谢收听今天的乔治街22号。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