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白左亲兄弟——中国和欧洲为什么一起沉沦

难兄难弟——中国和欧洲为什么一起沉沦

2024年，全球高净值人群流失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是谁？中国和英国。一个是威权国家，一个是老牌民主国家。按照传统分类，它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但那些最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用脚投票，给出了同样的判断：这两个地方都不值得待了。

中国官媒天天嘲笑欧洲的"白左病"。欧洲媒体天天批评中国的威权主义。两边都把对方当反面教材，都觉得自己的问题和对方完全不同。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是难兄难弟？得了同一种病，只是症状不同？

这期节目，我要帮小粉红和白左认个亲。他们共同的祖先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德国人，名字叫卡尔·马克思。他们继承了同一套思想基因：压迫者vs被压迫者的二元框架、对西方的敌意、对市场的不信任、对企业家的怀疑、对历史清算的执念。

他们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但其实是在用同一种语言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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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左粉红表兄弟——中国和欧洲一起沉沦 

大家新年好,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做客，我是乔治。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帮两个自以为是死敌的群体认个亲。一边是中国的小粉红，一边是西方的白左。他们在互联网上互相嘲笑、互相鄙视，觉得对方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是失散多年的表亲，流着同样的思想血液，而且正在用同样的方式，把各自的社会拖入深渊。 

先看几组数据。 

2024年，全球高净值人群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是哪两个？中国和英国。中国流失了大约15000名百万富翁，英国流失了将近10000名。这些人去了哪里？阿联酋、新加坡、瑞士、美国的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 

这个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中国是威权国家，英国是老牌民主国家。按照传统的政治分类，它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但在高净值人群流失榜单上，它们并列榜首。那些最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用脚投票，给出了同样的判断：这两个地方都不值得待了。 

再看经济数据。欧洲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德国这个曾经的欧洲发动机，2023年是G7中唯一负增长的国家。中国呢？官方数字是5%左右的增长，但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房地产崩盘、青年失业率飙升、消费萎靡、外资撤离。两个经济体看起来得了不同的病，但症状惊人地相似：活力丧失、信心崩塌、未来黯淡。 

与此同时，两边的官方叙事都在嘲笑对方。中国官媒天天报道欧洲的"白左病"：政治正确、难民危机、环保激进主义、去工业化。欧洲媒体批评中国的威权主义：人权迫害、言论管控、经济国有化。两边都把对方当作反面教材，都觉得自己的问题和对方完全不同。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是一家人,得了一种病？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论证的就是这个观点。中国和欧洲的困境，根源是同一套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在西方叫"进步主义"，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它们共享同一个祖先，使用同一套核心逻辑，对市场和自由抱有同样的敌意。小粉红和白左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其实是在用同一种语言吵架。 

让我带你做一次思想史的旅行。 

要理解当代西方进步主义的来龙去脉，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 

进步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但这里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启蒙运动内部其实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一条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路线。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这些人相信，社会是自发演进的，商业和贸易推动文明进步，政府应该保护产权、维护法治，但不应该试图规划和改造社会。这条路线后来发展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个人权利。 

另一条是法国启蒙运动的路线，尤其是卢梭。卢梭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人类需要通过理性来重新设计社会。这条路线相信社会可以而且应该被彻底改造，它是后来一切激进主义和社会工程的思想源头。 

马克思继承的是第二条路线。他把卢梭的社会批判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被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革命将终结这种压迫，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给后来的所有激进运动提供了一个基本模板：找出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然后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推翻压迫者。这个二元框架成了一切后续理论的基础。 

但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二十世纪初，西方工人阶级没有革命，反而逐渐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工人们买房买车，送孩子上大学，对推翻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兴趣。这让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困惑：为什么理论上应该革命的人不革命？ 

1920年代，一群德国学者在法兰克福建立了社会研究所，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经济来控制人，还通过文化来控制人的意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电影、广播、流行音乐这些东西让大众沉迷于消费和娱乐，丧失了批判能力。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论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满足"，让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是被操控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贡献是把战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领域。既然传统工人阶级已经被收编，新的革命力量在哪里？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学生、少数族裔、第三世界人民。这个转向为后来的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是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两个人的著作深刻塑造了当代进步主义的世界观。 

第一个是弗朗茨·法农。法农是法属马提尼克岛出生的黑人，后来成为精神科医生，投身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出版于1961年，萨特给它写了著名的序言。法农认为，殖民统治不仅是经济剥削，更是心理摧残。殖民者告诉被殖民者：你们的历史是野蛮的，你们的文化是低等的。久而久之，被殖民者内化了这种贬低，产生自我憎恨。法农的关键论点是：暴力反抗是被殖民者重获主体性、恢复尊严的方式。他把暴力描述为"净化的力量"，能让被压迫者从心理上站起来。这个论证后来被用来为各种"解放运动"的暴力辩护——包括恐怖主义。 

第二个是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东方主义》出版于1978年，开创了后殖民研究这个学术领域。萨义德借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论证西方对"东方"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西方学者把东方描绘成落后的、神秘的、非理性的"他者"，这套话语为殖民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萨义德把马克思的压迫框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知识领域：不仅经济剥削是压迫，知识生产本身也是压迫。 

再接下来是身份政治和交叉性理论。1989年，法学家金伯莉·克伦肖提出"交叉性"概念，认为不同的压迫形式——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是相互交织的。交叉性理论的政治效果是建立了一个"被压迫者联盟"：有色人种、女性、LGBT、穆斯林、移民、残障人士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阵营，共同对抗他们所认定的压迫者——白人父权制资本主义，或者更简单地说，西方主流社会。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当代西方进步主义的完整图景了。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压迫者-被压迫者框架，但把阶级置换成了身份。它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把战场从经济转移到文化。它继承了后殖民理论的反西方立场，把西方文明本身视为压迫的根源。它通过交叉性理论把各种身份群体整合成联盟。 

这套意识形态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世界被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是理解一切问题的钥匙。第二，西方是压迫的源头，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就是压迫的全球扩张。第三，被压迫者拥有道德豁免权，他们的反抗是正当的，包括暴力反抗。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它直接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本土化改造。核心框架是：世界被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万恶之源，中国是被压迫民族的一员，革命暴力是推翻压迫的正当手段，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的。 

听起来耳熟吗？ 

两边使用的是同一套语法：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对西方的批判、对受害者身份的强调、对历史清算的执念、对言论管控的认可、对市场的怀疑。区别只是在于填空题怎么填。白左填的是：压迫者是白人、男性、西方人；被压迫者是有色人种、女性、非西方人。粉红填的是：压迫者是西方帝国主义；被压迫者是中华民族。语法相同，词汇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是表亲。他们有共同的思想祖先，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德国人。他们继承了同一套基本操作系统。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对骂，是亲戚之间的内斗，不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理论讲完了，现在来看看这套共享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造成了什么后果。 

先看欧洲。 

欧洲的进步主义者相信一系列教条：化石能源是邪恶的，必须激进地转向绿色能源；边境应该开放，限制移民是种族主义；福利国家是文明的标志，高税收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市场是不可信任的，需要大量监管。 

结果呢？ 

德国关闭了核电站，拥抱俄罗斯的天然气，然后在2022年的能源危机中差点冻死。德国的电价是美国的三倍。制造业开始外迁，因为能源成本太高。大众汽车宣布要在德国关闭工厂，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欧洲的环保政策让农民无法生存。荷兰政府为了减少氮排放，要强制关闭大量农场。农民开着拖拉机上街抗议。爱尔兰为了达成气候目标，居然讨论过要扑杀几十万头牛。这不是段子，这是真实发生的政策讨论。 

欧洲的移民政策让社会撕裂。2015年默克尔宣布"我们能做到"，打开了边境。结果呢？瑞典从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枪击案和手榴弹袭击的高发地。法国郊区定期发生骚乱。德国科隆的跨年夜发生了大规模性侵事件。但任何对此表示担忧的人都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 

欧洲的税负让创业者窒息。法国的边际税率曾经高达75%。英国工党上台后宣布对私立学校加税、取消非定居者的税收优惠。结果高净值人群加速外流。他们想要"公平"，得到的是"空心化"。 

欧洲的监管让企业无法创新。为什么欧洲没有出现过一家世界级的科技巨头？不是因为欧洲人不聪明，而是因为监管环境对创新充满敌意。GDPR让每一家小公司都要花大量资源来合规。AI监管法案让欧洲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进一步落后。欧盟官僚最擅长的事情是监管别人创造的东西，而不是创造任何东西。 

欧洲的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用道德优越感来代替竞争力。他们相信自己代表人类的未来方向，相信其他人迟早会学习欧洲模式，相信软实力比硬实力更重要。结果世界没有变得更像欧洲，欧洲在世界上的份量却越来越轻。 

再看中国。 

中国共产党相信另一套教条：共同富裕比创富更重要，国家比市场更聪明，安全比发展更优先，控制比自由更能带来稳定。 

结果呢？ 

2020年开始，中国对互联网平台、教培行业、房地产行业、游戏行业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压。 

官方的说法是这些行业存在"无序扩张"，需要"规范发展"。但企业家们听到的信息是：在中国做大是危险的，赚钱是可耻的，你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规范"的对象。 

房地产行业更是灾难。巨头相继爆雷。 

共同富裕的口号下，民营企业家被"捐款",被跨省,被约谈,被消失。信号很清楚：你的财富不是你的，是党让你暂时保管的。 

外资开始撤离。苹果加速把供应链转移到印度和越南。日本企业在政府补贴下回迁本土。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从"机会"变成了"风险"。中国欧盟商会的年度调查显示，把中国列为首选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企业比例创下新低。 

青年失业率飙升到超过20%，然后官方干脆不公布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被称为"孔乙己的长衫"——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去送外卖。但官方的解释是：年轻人应该降低预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 

与此同时，高净值人群在加速逃离。尽管有严格的资本管制，2024年中国仍然流失了约15000名百万富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资产转移到新加坡、迪拜、欧美。他们用脚投票：共同富裕的意思是"你的富，大家共"。 

现在你看到中国和欧洲困境的相似之处了吗？ 

表面上看，两者的问题完全不同。欧洲是"太自由"导致的混乱，中国是"太不自由"导致的压抑。欧洲的问题是移民太多，中国的问题是管控太严。欧洲的问题是福利太高，中国的问题是缺乏保障。 

但在更深的层面，它们的病因是一样的。 

首先，两者都用意识形态代替务实治理。欧洲的进步派相信气候正义、社会正义、全球正义这些宏大叙事，哪怕这些叙事和经济现实冲突，他们也选择叙事优先。中国的领导层相信安全、控制、共同富裕这些政治正确，哪怕这些追求损害经济活力，他们也选择政治正确优先。两边都不是根据现实来调整政策，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裁剪现实。 

其次，两者都对企业家精神充满怀疑。欧洲的进步派认为富人的财富是"剥削"的结果，应该通过高税收来"再分配"。中国的官方认为资本的"无序扩张"是危险的，需要被党来"引导"。两边都不相信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都把他们视为需要被管控、被限制、被"共同富裕"的对象。 

结果是一样的：那些最有能力创造价值的人，选择离开。英国流失万名百万富翁，中国流失1.5万名。他们去了哪里？新加坡、阿联酋、瑞士、美国的某些州。这些地方有什么共同点？低税、产权保护强、政府对创业者友好。创富者用脚投票，给出了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清晰的答案。 

第三，两者都对市场机制缺乏信任。欧洲相信政府比市场更能"规划"能源转型、产业政策、社会发展。中国相信党比市场更能"指导"资源配置、技术方向、经济走向。两边都是计划经济思维的残余，只是程度不同。欧洲是软性的计划，通过监管、补贴、标准来引导市场。中国是硬性的计划，通过国企、审批、政策来控制市场。但逻辑是一样的：一群官僚和专家坐在办公室里决定经济应该怎么走，比几亿人在市场中自发博弈更聪明。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苏联证明过，毛时代的中国证明过，委内瑞拉正在证明。但两边都没有吸取教训，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吸取教训。 

第四，两者都热衷于历史清算和受害者叙事。欧洲的进步派沉迷于殖民罪行、奴隶制罪行、父权制罪行，要求当代人为几百年前的事情道歉、赔偿、自我批判。中国的官方沉迷于百年屈辱叙事，时刻提醒人民记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行，把民族悲情当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两边都在受害者身份中寻找道德资本，都用历史恩怨来动员当下的政治。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白左和粉红的思想这么相似，为什么他们还是把对方当敌人？ 

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就很讽刺。 

第一个原因是身份认同的需要。白左的身份建立在"进步"之上，他们需要一个"反动"的他者来定义自己。中共政权威权、压迫、不自由，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同样，粉红的身份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他们需要一个"敌对"的他者来激发团结。西方的白左虚伪、堕落、圣母婊，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两边都需要对方作为反面教材，否则自己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锚点。 

第二个原因是对"谁是真正的受害者"的争夺。白左和粉红都想占据"被压迫者"的道德高地，但他们支持的被压迫者不一样。白左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有色人种、穆斯林、LGBT。粉红支持中华民族和"发展中国家"。当这两个被压迫者身份冲突时，比如在新疆问题上，两边就打起来了。白左说维吾尔人是被中国压迫的受害者，粉红说中国才是被西方媒体抹黑的受害者。两边都在用同样的受害者叙事框架，但填入了不同的内容。 

第三个原因是对同一个位置的争夺。白左和粉红都想当"反西方霸权"阵营的代言人。白左认为只有他们的进步主义才能真正解放被压迫者，中共的威权主义是另一种压迫。粉红认为只有中国崛起才能真正打破西方霸权，白左只是西方内部的家务事，成不了气候。两边都想当反派的头号敌人，所以必须打倒对方。 

这让我想起宗教史上的一个规律：最激烈的冲突往往不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宗教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往往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更加血腥。原因很简单：教派之间的争夺涉及"谁才是真正的信仰者"这个根本问题。你和我越像，我就越需要强调我们的不同，否则我的独特身份就无法维持。 

要知道他们的荒谬,现在让我们引入一个不同的视角：制度经济学。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由制度决定。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限制政府权力、允许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参与——促进繁荣。攫取性制度——权力集中、产权不受保护、精英垄断资源——导致贫穷。 

这个框架和后殖民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截然不同。后殖民理论说：西方富是因为抢了非西方的资源。马克思主义说：资本家富是因为剥削了工人。制度经济学说：有些社会富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有利于创富的制度，有些社会穷是因为它们的制度对创富充满敌意。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朝鲜半岛作为自然实验：同一个民族，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历史，同样的地理条件，仅仅因为1945年后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南边成了发达国家，北边成了地球上最贫穷、最压抑的地方之一。如果文化、历史、殖民遗产是决定性因素，这种巨大的差异就无法解释。 

他们还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都是非洲内陆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时间相近。但博茨瓦纳建立了相对包容的制度，保护产权，限制政府权力，成为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津巴布韦在穆加贝统治下走向攫取性制度，土地被没收，企业被国有化，经济彻底崩溃。同样的殖民历史，完全不同的结果。区别在于独立后的制度选择。 

这个视角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和欧洲的困境。 

问题不在于"东方还是西方"，不在于"威权还是民主"，而在于"什么样的制度"。如果你的制度对财富创造充满敌意，不管你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资本和人才都会离开。英国是民主国家，中国是威权国家，但在高净值人群流失榜单上，它们并列榜首。政治制度的表面标签不如实际的经济政策重要。一个对创富者友好的威权国家——比如新加坡——会比一个对创富者敌意的民主国家更能留住人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地方在逆势增长。这些流失的富人去了哪里？去了阿联酋、新加坡、瑞士、美国的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些地方有什么共同点？低税或零税，产权保护强，政府干预少，对财富创造友好。这恰恰是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包容性制度的特征。 

人才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环境，他们的流动就是一张活地图，标注着哪些地方的制度是有效的、哪些地方的制度是失败的。 

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它们把非西方世界描绘成纯粹的受害者，剥夺了非西方人的道德能动性。 

如果一切问题都是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那么非洲独裁者的腐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一切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就不是制度的问题。这种分析框架看似在为被压迫者辩护，实际上是在否认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 

中国的官方叙事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一切困难都是"西方打压"的结果，那么国内政策的失误就不需要反思；如果经济下行都是"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那么内部改革就不是当务之急。"百年屈辱"叙事和"外部势力"叙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借口系统，让执政者永远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框架：你的命运主要由你的制度决定，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繁荣，就应该保护产权、限制政府权力、让市场发挥作用、让企业家获得回报。这不是"西方模式"，这是经过无数国家实验验证的普遍规律。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是通过建立这样的制度实现繁荣的。 

但这个框架对白左和粉红都是不舒服的。对白左来说，承认市场和产权的重要性，就意味着背叛他们的"社会正义"议程。对粉红来说，承认制度比民族更重要，就意味着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所以两边都选择无视制度经济学的洞见，继续沉浸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中。 

虽然共产党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百年屈辱"和"西方打压"，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繁荣，恰恰是放弃计划经济、拥抱市场机制的结果。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引入西方的市场经济和产权保护。而现在的经济困境，恰恰是因为这些改革正在被逆转。 

这整个故事最讽刺的部分是什么？ 

白左在批评西方的时候，使用的是西方内部发展出来的自我批评传统。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就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自我反思能力。没有任何其他文明像西方这样系统地、持续地、公开地批判自己。白左把这种自我批评发展到了极端，但他们进行批评所使用的概念——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全都是西方思想的产物。他们站在西方思想的肩膀上批判西方，却宣称西方思想是"霸权"。 

中共呢？它用来批评西方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思想的产物。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理论是在英国写成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共拿着西方的批判武器攻击西方，同时声称要"去西方化"。 

感谢来乔治街22号做客。 

中国和欧洲的普通人,一代人可能都已经完了,被困在一个创新窒息、活力丧失、未来黯淡的社会里，而他们的精英——无论是进步派精英还是红色精英——都在坚持那套已经被历史反复证伪的教条。 

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