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动物到驯化人类：隐藏在我们脸上的文明史

科学家发现城市里的浣熊，吻部比他们生活在野外的同类短了 3.56%。
 科学家说，它们正在“自我驯化”——往更温顺、更幼态、更易被人类接受的方向进化。 

但真正更值得问的是：
 人类，也在被文明驯化吗？ 

本期我们从浣熊的面部变化谈起，追踪人类三千年来的“自我驯化工程”： 

• 为什么东亚是典型的 高驯化文明：高度社会化、耐受、低反抗？
• 为什么欧洲形成 中驯化文明：能合作，也能利用制度反击权力？
• 为什么中东、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出现 低驯化文明：威慑、荣誉、即时反击？

文明不是在教育我们，而是在筛选我们。
 决定行为差异的，不是基因，而是制度长期奖励哪些性格、淘汰哪些性格。
 
这期节目，我们讨论一个更深的问题：
 在算法、城市与制度的包围下，人类是否正在走向更温顺、更可预测的未来？
 我们究竟是在塑造文明，还是被文明塑造？

Transcript

从动物驯化到人类驯化：隐藏在我们脸上的文明史 

欢迎来《乔治街22号做客》.最近,《动物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居住在美国城市区域的北美浣熊（Procyonlotor）已表现出动物早期驯化的迹象. 研究人员分析了普通人拍照上传的两万张浣熊照片,测量从鼻尖到眼睛那一段的长度，占整个头骨的比重。他们发现生活在城市里的浣熊，吻部比野外浣熊缩短了 3.56%。 

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人类的下巴、鼻子、眉骨，集体缩短 3.56%。那整个物种的脸，都会往“幼态化”“圆润”“无害”这个方向，轻轻地挪了一步。 

既然浣熊在城市里的短短几十年，就能慢慢把自己驯化。这期我们谈谈人类，文明到底在驯化什么？它筛掉的，是哪一部分人性？ 

研究者的解释其实很直白：城市对浣熊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驯化环境”。谁敢走进垃圾桶边上翻吃的、敢靠近人类，谁的生存机会就更大；那些过于胆小、过于警觉、攻击性太强的个体，要么饿死，要么被清除。长期下来，被留下来的，是一批“更不怕人、更会读人类”的浣熊，而它们的后代，在脸上逐渐长出了典型的“驯化特征”：吻部稍短一点，看起来更像宠物。 

演化生物学中，有一个概念,“神经嵴驯化综合征”。恐惧、兴奋、应激反应，和我们的肾上腺高度相关，而肾上腺这套系统，在胚胎时期正是由一群叫“神经嵴细胞”的东西发育出来的。神经嵴不仅管情绪和激素，还顺带负责面部软骨、骨骼、皮肤色素、耳软骨的建造。所以，当一个物种在长期选择中“温顺化”的时候，你看到的绝不只是“它不咬人了”，而是：脸更短、更圆，耳朵更软，颜色更单一，整个外貌朝着“幼儿版”“宠物版”滑过去。 

神经嵴细胞让科学家不需要去做繁琐的基因测序，而是直接用脸的比例,就能捕捉到了城市生活给动物带来的“自我驯化效应”。城市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工选育，它本身就是一个筛子.那人类呢？一个物种在国家、宗教、官僚体系、市场这些复杂结构里，被关了几千年，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脸、我们的性格，会不会也被“文明”雕刻得面目全非？ 

你去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再看现代人，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陌生感：这一万年之间，某种力量一直在悄悄重塑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平、更圆、更幼态、更容易被支配、也更愿意合作。你不用基因检测，只需要一张脸，就能看出这种“自我驯化”的轨迹。 

古人类的眉骨很厚，几乎像一条硬质的横梁压在眼睛上；下颌骨巨大，向前突出，带着一种天然的威胁感；牙齿更大，颧骨更外扩，整张脸都写着“我不是好惹的”。现代人呢？眉骨退了，下颌内收，颧骨也不再外翻，牙齿整体缩小，眼白暴露更明显——更像一个永远保持“社交模式”的脸。你可以说文明让我们“变得好看了”，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文明把我们自己驯化成“更容易一起生活的动物”。 

著名的“狐狸驯化实验”中，科学家只选“对人友善”的狐狸繁殖，几十代后狐狸竟然出现了小脸、圆头、软耳朵、甚至尾巴颜色变化。而在人类身上，文明帮我们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把那些“不会合作、攻击性太强、难以融入群体”的人边缘化、淘汰掉。而那些性格稳定、可预测、能抑制冲动、能在等级结构中找到位置的人，更容易留下来，更容易繁衍后代，更容易在社会中“被奖励”。文明页已经用三千年的时间，把我们的眉骨磨平，把我们的攻击性消掉，把我们训练成一种适合群居的温顺灵长类。 

当古人类走向不同文明时，这套“自我驯化”发生的速度和方向又不尽相同。有些文明千年如一日地强调秩序、服从、等级，让人类在结构里把攻击性一层一层削干净；有些文明则让国家、教会和家庭共同压制暴力，让你变得合作，但保留一部分“对权力说不”的神经；还有一些地方则因为缺乏国家暴力垄断，反而选择“更能反击、更讲荣誉、更有威慑性”的性格结构。 

现代遗传学其实已经把“人种”这个概念拆得七零八落：人类遗传变异是连续的，没有任何一条真正的“种族边界”。如果你真的把基因图谱摊开看，会发现非洲内部的基因差异，比欧洲人与东亚人的差异还要大的多。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行为差异——忍耐阈值、规则意识、攻击性、合作能力、对权威的态度、对个体自由的敏感度, 这些都不是所谓的“天赋”，而是不同文明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制度与秩序，反复筛掉某些性格、放大另一些性格的结果。决定行为差异的，不是基因差异，而是“文明的选择压力”。 

如果我们把“自我驯化”这件事推到文明层面，其实能看出三条完全不同的轨迹. 

第一种，是我称之为“高自我驯化文明”的体系，东亚是最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关键不是种族，而是稻作农业、超大规模人口密度、长期的中央集权、暴力垄断、科层制、宗法结构——这些组合起来，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的“温顺过滤器”。在这种文明中，一个人的攻击性没有任何价值，甚至是危险的；反过来，你的服从、忍耐、情绪自我压抑、可预测性、对权威的顺从，才是你活下去的资本。于是，文明在数千年里不断筛选“更能被治理”“更能承受压力”“更不反抗”的人，而排斥那些不好管理、攻击性强、破坏秩序的人。最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极度社会化、极度耐受、极度强调角色与义务的人格结构。你可以把这种文明想象成一个巨大到难以逃离的温室，环境稳定、规则严密，每一代人都被训练成适合秩序生存的“高度社会化版本的人类”。 

第二种，是欧洲的路径，可以叫“中度自我驯化 + 高自治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历史产物：国家暴力垄断逐渐加强，但地方自治和教会体系又不断限制中央权力；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度削弱了宗族力量，却强化了陌生人合作；城市自治、商人联盟、行会制度又进一步培养了制度化的协商能力和对规则的共同维护意愿。这套东西共同创造了一类很特殊的人：他们比荣誉文化的人更能合作，比东亚的人更能反抗权力。他们愿意遵守规则，但也会拿规则反击；他们看似温和，但在面对不合理的权力时，会迅速聚合成群体，用法律、抗议、罢工去抵抗。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会诞生现代公民社会、法治、契约与个人权利——因为这里的人，是被文明筛选出的一群“合作性高、但保留原则性反抗能力”的人。 

第三种，是低驯化的荣誉文化文明，国家力量薄弱、资源不稳定、暴力没有被垄断、家族必须靠威慑保护自己。这里的筛选压力完全反过来：不反击、不报复、不维护尊严的人，会被视为“可以被欺负”“可以被侵犯”的对象。这种环境不可能驯化出温顺的人，反而只会留下勇武、冲动、反击性高、讲荣誉、捍卫尊严的人。社会主义制度、中央集权、稻作压力、城市密度带来的“温顺化”在这里几乎不起作用，因为生存本身依赖“你的敌人是否害怕你”。这样的文明筛选出来的，是一群极度强调威慑、独立性强、低服从、低制度依赖的人。这不是基因差异，而是制度差异决定“什么样的人能活下来”。 

这三条路径并列放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类的差异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文明驯化方向的差异。东亚筛选温顺，欧洲筛选合作与自治，荣誉文化筛选勇武与威慑。你把这些行为放在日常生活里看，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现象：有些社会的人极度讲秩序，有些社会的人极度讲权利，有些社会的人极度讲尊严和反击。每一种行为都有它的历史逻辑，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文明的选择结果。 

这条路的未来会走向哪里？我们会不会继续变得更温顺,只在既定秩序里寻找一条最平稳的生存路径？我们正在被屏幕、制度、算法、信用体系、工作流程、HR政策、法律和监管层层包裹起来。我们活在一个比古代帝国更细致、更无孔不入的秩序里。你甚至可以说，现代文明已经把“暴力垄断”扩展到了“行为垄断”：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比如中国,人们对抗权力的能力, 组织反抗的能力, 直面不公的能力，会不会像古人类的粗眉骨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化掉？ 

感谢来22 George Street做客.文明是一场大规模的行为实验，而我们所有人不过是它的材料, 我们以为自己是驯化者，其实，我们才是被驯化的那一方。照照镜子,摸摸眉骨看还在不在,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