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才K签证如何化解中国经济困局? 基因多样性的新视角

中国人对“移民”几乎没有概念。几千年的封闭与“华夷之辨”让人们习惯相信，文明的中心只属于自己。于是，当K签证开放、外国人被允许来华工作时，恐惧反而成了第一反应。 

这一期，我们从布朗大学经济学家 Oded Galor 的“统一增长理论”出发，去理解一个更深的结构：为什么文明的兴衰，其实是多样性与秩序之间的此消彼长。欧洲的崛起、阿拉伯的衰落、美国的创新、以及当代中国的停滞，都在这条曲线之上。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多样性过高，而是多样性过低。
 一个拒绝外来基因的文明，终将在自己的镜像里衰老。 

📍 内容提要
恐惧多样性的国家
二战后的欧洲与美国：移民的黄金年代
基因多样性与文明的曲线（Galor理论）
中国的结构性停滞：创新的边际坍塌
结语：拒绝外来基因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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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K签证与中国经济困局: 基因多样性的视角 

周末好，欢迎大家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朋友乔治。十月初，中国正式推出了所谓的“K字人才签证”。外交部的原话是：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人才的参与。这在一个开倒车的时代里，算是一项罕见的开放举措。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鼓掌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民意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反。 

就连疫情封城大多数人都不敢多言，可当“K签证”宣布后，中国人却突然变得勇敢——他们冒着被封号的风险，在网络上阴阳怪气地讥讽这项新政. 

一方面，人们从巨资吸引非洲留学生的案例中,已经对政府如何对待本国人失去信任。很多人担心，“元朝的结构”会重现：红色血脉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中国普通人从第二掉到第三。——怕外来者再次成为特权的象征。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在做一种错误的比较。他们看到欧美社会因移民问题引发的冲突，就以为那是中国未来的样子，好比拿柠檬来比苹果.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从这里出发，让你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闭关锁国的传统与“华夷之辨”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对“移民”这个概念缺乏想象力,不能理解开放社会的逻辑。 

现在的发达国家,都长期受益于外来移民,作为经济与创新的动力。西德在1973年共有超过270万名外国劳工，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土耳其。法国当时放宽了北非移民政策，阿尔及利亚人在独立后仍可凭法国身份证入境。英国早在1948年通过《英国国籍法》，赋予英联邦国家公民“自动英国国籍”，这意味着印度、巴基斯坦、牙买加等地的人只需一张船票就能定居伦敦。 

这些政策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几乎难以想象。而且欧洲各国政府为此建立劳工宿舍、语言夜校、免费健康服务，甚至提供住房补贴。移民不仅重建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填补了工厂、矿山和建筑业中最艰苦的岗位。到了1970年代，这些外来劳工的子女陆续成长，他们接受当地教育，进入中产阶级，成为医生、工程师、教师和议员，构成现代欧洲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欧的多元文化景观，其实就是那段宽松移民时代的历史遗产。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更为典型。整个国家的身份几乎就是围绕移民建立的。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让美国迎来了史上最开放的移民黄金期。1970至1980年代，每年持绿卡入境的移民超过八十万人。1986年美国政府甚至一次性给予三百万无证移民合法身份。到1990年代,硅谷的创业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由移民创立。 

以制度自信和开放包容换取人口红利与创新能力，是西方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移民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工作伦理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带来冲击，而冲击带来进步。 

中国人担忧的发达国家移民问题,是进入21世纪最近十年才出现的。当这些国家的多样性接近上限，人口流入速度远超制度与文化的吸纳能力，社会便开始承受整合的成本。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的动荡，使欧洲面对前所未有的难民潮。仅2015年一年，欧盟接收的难民与庇护申请者就超过130万人。对于冷战后长期维持高福利体系的欧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骤然上升。 

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可比。中国的外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为0.07%，在全球排名倒数。把中国的“K签证”与欧美的移民危机放在同一个框架中比较，得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 

理解“K签证”的意义，要依靠一个你从未听说的理论. 布朗大学的Oded Galor教授是“统一增长理论”的奠基人.在Galor的框架里，经济、人口、技术、文化，甚至遗传，都不是孤立的变量，而是同一系统中的共演结果。一个社会的基因多样性水平，会影响它的创新潜能与合作能力，从而决定长期的经济表现。基因多样性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能在近代崛起，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长期稳定，却始终缺乏真正的突破。 

这里所说的“基因多样性”并不是在谈种族或智力，而是说，随机抽两个人，他们的基因不一样的概率。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生物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性格、行为和合作方式上。一个社会越多样，意味着它越能容纳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也越容易产生新的组合与创新。 

而这种多样性的根源，来自人类的迁徙史。现代人类起源于东非。当小群体离开非洲、向欧亚大陆扩散时，每向外迁一次，就会发生“奠基者效应”：迁徙群体只携带原族群部分基因，新的聚落因此更为同质。离东非越远，多样性越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是地球上基因多样性最高的群体，而美洲原住民则最低。 

他发现,经济发展与基因多样性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 

多样性过低的社会，思想与行为高度一致，协调容易、执行高效，但缺乏创造的张力；多样性过高的社会，创新潜能丰富，却因语言与文化差异过大而协调困难、信任缺失、效率下降。只有中等水平的多样性——既足够差异，又能合作——才能在创新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幸运地恰好处在这个区间：足够多元以激发创造，足够统一以维持秩序。 

这条曲线把文明的演化浓缩成一种“生物—社会的权衡”。低多样性意味着稳定但停滞，高多样性意味着活跃但分裂。不同文明的命运，其实是它们在这条曲线上的不同坐标。非洲的多样性过高，语言与部族碎片化，难以形成高效的国家结构；美洲原住民的多样性过低，社会创新潜能受限。欧洲、西亚与东亚则位于“最优带”，文明在这里诞生、延续并扩张。 

更重要的是，这条曲线不只是空间上的差异，也解释时间的流动。文明早期往往依赖统一与秩序，需要低多样性以建立共同语言与规范；当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创新成为增长的核心动力，此时就必须通过吸纳外来人口、跨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来提升多样性，推动文明走向高峰。而当多样性过度, 内部信任崩解, 制度失效，文明就开始滑向衰退。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明——罗马、阿拉伯、奥斯曼、西班牙帝国——都沿着这条曲线爬升又坠落。罗马帝国早期的辉煌来自吸纳希腊、埃及与东方文化的融合；晚期的崩溃源于异族雇佣军与内部族群失控。阿拉伯帝国在开放交流时孕育科学与哲学，在封闭与教条化时走向衰落。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问题的核心就非常清晰。不是多样性过高，而是多样性过低。中国政府已经把社会组织到近乎极致的同质状态：语言统一、教育统一、媒体统一、表达统一、思想统一。这种结构在工业化早期极其高效，能以最低的沟通成本推动发展，但在创新时代，它的收益正在迅速坍塌。中国社会像一个封闭的基因库，缺乏新的突变与重组。 

中国社会表面平静，但从系统视角看，它正在失去进化的能力。因此，当中国讨论“K签证”时，问题早已超越劳动力市场，而是文明结构问题。一个国家若想长期保持创造力，必须在人口与思想上持续引入外部基因，否则就会陷入路径依赖与集体同质化。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进入历史垃圾时间的社会,是否还有吸收多样性的能力. 

感谢来乔治街22号播客做客.一个拒绝外来基因的文明，最终会在自我复制中衰老,中国若想摆脱在专制历史中反复打转的宿命，就必须在人口与思想层面重新打开边界。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