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死观与国运转折：为什么70岁的孩子想活到150?

在新冠疫情的极端防控中，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封城和清零。许多人以为，这场灾难会让社会与政权决裂，但结果却相反：大多数人选择了遗忘，甚至在回忆中仍然觉得“有必要”。为什么一个让经济停摆、让社会创伤累累的政策，最终却能得到广泛支持？ 

答案不在政治，也不在经济，而在文化。
 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从一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出发，追溯中国人独特的死亡观，剖析农耕文明、儒家孝道、苦难历史如何塑造了“恐死文化”。再结合心理学的恐惧管理理论、人类学的死亡研究，我们会看到，中国人为什么在死亡提醒面前，更倾向于服从权威，而不是争取自由。 

这不仅解释了疫情时期的极端防疫，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在中国一次次失败。因为在这里，自由从来不是底线，活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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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做客,我是你的朋友乔治.

中国的国运转折点，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有人说，是中美贸易战和最大的客户撕破脸；也有人说，是香港国安法一刀宰掉了会下金蛋的鸡； 还有人说，是在俄乌战争中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自绝于文明世界。

但有更多共识的是新冠封城,自己经济自废武功,依靠防疫作为掩护,疯狂地板油开倒车,打土豪,抓间谍,一下回到1960年代.  直到今天，中国的国际航班都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外资一去不返，投资环境以前是钱不保, 现在是命不保。按说这笔账要记在谁的头上是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三个月,疫情的开始已经是7年前了.疫情结束于白纸运动，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好一夜之间放开防控。 令人们费解的是，这样的防疫惨剧并没有让中国人与政权进一步决裂。 相反，大多数内心已经和解,甚至在正确的集体回忆中，居然觉得当时的极端防控“有必要”. 为什么一个让经济停摆、让社会伤痕累累的政策，最终却能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最起码也是爱恨纠缠. 是中国人太健忘么?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看,仿佛没有答案,因为除了送餐和疫苗的企业,大多数人没有从中获得收益. 所以这期我们提供一个文化的解释.

白纸运动虽然有非常多的支持,它的群众基础一直都非常薄弱,大多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上海市民,以及少数勇士如彭载舟. 绝大多数中西部的人,尤其是年龄稍长,甚至直到今天都没听过白纸运动,还以为疫情的放开是圣上进退有方. 政府正是认清了白纸运动的脆弱的群众基础,所以最近还敢在广州为了防控孔肯雅热,又开始搞入户消杀,破坏人们的花园和绿植.  为什么乌鲁木齐的惨剧，并没有让人们普遍反思？答案不在政治或经济，而在文化。

贝克尔在 《否认死亡》一书中指出，人类文化的根基，就是一场围绕死亡的“驯化工程”。 宗教、英雄主义、艺术、甚至政治制度，其实都在提供对死亡意义的解释。

中国人的生死观，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还能苟延残喘，活着本身就比死亡更有价值,自由,那才是一文不值. 这种文化心态在疫情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封城、清零、停摆都能忍，关键是“不能死”。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形成这种态度？

首先这是农耕文明的生存逻辑。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依赖农业，田地需要人手，家族需要延续。活着就意味着还有劳动力，还有希望。

这也是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儒家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生命属于家族和祖先，而不是个体。 轻易放弃生命就是不孝。

这还是苦难历史中的韧性。中国吃人的历史中灾荒和政治运动不断,让人们习惯了“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期望熬到转机到来。 中国文化里更看重现世的小幸福，而不是来世或永恒。哪怕只是为了再看孙子一眼，也足以成为继续苟活的理由。

与之相比，其他文化提供了对生死不同的理解。基督教的救赎和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 日本有佛教无常观和“终活文化”，伊斯兰世界有来世信仰和殉道观念。 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死亡纳入了“意义的秩序”，因此人们可以在死亡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而在中国，死亡绝对不能接受，成了社会独有的集体潜意识。

对于中国体制内的人们,往上爬不光是为了金钱和权力，还有一个金钱买不来的好处,就是高干医疗待遇.  免费住在高干病房,使用进口特效药和最新的仪器治疗,只是基本配备，到达更高层级意味着获得器官移植的优先权，实现某种意义的“器官自由”,延长寿命. 所以93阅兵两位世界领袖探讨自己70岁还是个孩子,要活到150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而中国的普通人,尤其是拿200元退休金的数亿农民,和一两千元退休金的工人, 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影响更深,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甚至享受不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这就让疫情的铁腕防控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圣上已经通过封城惨剧把中国人得罪了.但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封城是满足了广泛群众的内心诉求,是圣上的恩情.

有一个理论叫做“恐惧管理”,它的核心观点是, 当人们面对死亡的焦虑, 会本能地依附于集体认同,文化价值观和权威人物，因为这些让人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立无援。 中国人面对疫情，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警惕个人自由的丧失，思考生命的意义，而是更加紧紧依附于国家机器，希望政府铁腕“保命”,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选择的不是抗争，而是服从。

中国的“恐死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人在疫情中的选择，也决定了消费无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力量。 高储蓄率的背后，是对死亡的恐惧。钱不敢花在旅行、吃饭、改善生活上，而是留给医院和保健品。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畸形和社会的“恐死文化”，是互为因果的。

感谢收听22 George Street,欢迎分析你对人们生死观的洞察.

在中国，自由从来不是底线，活着才是。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