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谁的责任？一个南非的自然实验

南非，这个彩虹之国，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全球最深刻的不平等裂痕。但当所有人都在互相指责，当历史成了唯一的解释，我们是否真的看清了问题本质？

这期节目，我们将深入南非开普敦独特的“自然实验”——那些由铁皮屋搭建的非正式定居点（Township）。它们在相似的起点下，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我们将剥开表象，用**“自发秩序”**这个视角，解析为什么有些社区在资源匮乏中实现秩序与发展，而另一些却深陷混乱泥潭。

我们不仅会对比南非最具争议的白人自治飞地Orania与那些挣扎中的Township，揭示**“起点禀赋”**如何影响自发秩序的走向。更将引出对中国社会深刻的启示：当社会面临区域差距、阶层固化的“分裂性焦虑”时，我们能否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

这不是要否定历史，而是要厘清：在复杂的社会不平等中，个人和社区的责任究竟在哪里？在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赋能底层、培育健康的自发秩序？

加入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走出“都是别人害我失败”的叙事，建立“我们要自己创造秩序”的能力。因为，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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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一场自发秩序的自然实验：南非与中国贫富差距的另类解读 

大家好，欢迎收听《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 

最近一则新闻再次引爆了关于责任与公平的争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签署新版《征用法案》，授权政府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征用土地——甚至可能无偿征用。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很直接：白人占全国人口仅7%，却掌控了70%的农业用地；而占人口80%的黑人，仅拥有4%的土地。 

中国和南非同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和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序列.虽然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在1994年正式终结，但三十年过去，贫富分化却并未缩小。 

这一法案迅速引发国际争议，美国指责它是“对白人的种族迫害”。当不平等被结构性固化之后，任何形式的再分配，都会引发新的身份政治冲突。 

这不仅是南非的问题——也是中国、印度、甚至任何一个走到“再分配瓶颈”阶段的社会所要面对的难题。 

中国东南沿海的财政大省怨声载道，“上交太多、返还太少”；而中西部省份则反诉“被剥夺资源、被忽视发展”。 

如果中国不能在内部建立一种愿意共同承担责任的政治伦理, 那么“共同富裕”很可能只会沦为又一场阶级斗争. 

那么问题来了：谁,多大程度上该为不平等负责？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给了我们一个思考框架。它认为，社会秩序不一定依赖中央集权强制建立，而可以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自然演化——由博弈形成默契，由惯例生成规则，由信任构建边界。 

我们今天用一个自然实验的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两个典型Township展开. 

Township这个词，听上去像“乡镇”，但在南非，它指的是过去白人种族隔离政权为了隔绝黑人而设立的城市边缘区域。它们多位于城市之外、服务之下、权利之外。而Township之间的发展差异，就提供了观察“自发秩序是否可能”的样本。 

一.   Imizamo Yethu, 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秩序. 

Imizamo Yethu这个名字，在科萨语中为“我们的努力”。 

它位于开普敦的富人区Hout Bay山脚下，是1990年代早期，大量东开普省的移民自发迁入形成的定居点。与那些被政府强制迁徙、规划出来的大型Township不同，Imizamo Yethu是“自找出路”的产物. 

我们观察到，这个社区的改善，不是靠一次性大拆大建，而是阶段性、协商式的逐步更新。首先是水、电、排污等最低生存线的保障。然后，政府设立警务站、建楼梯、通道路，而社区则建立商贩市场、街道代表、居民自律组织。 

更关键的是，它的治理结构是混合型的：既有选举产生的社区代表对接政府，也保留了传统“街头老大哥”式的熟人社会协调机制。在这里，正式与非正式，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 

Imizamo Yethu的空间治理策略并没有一刀切地拆除原有社区结构，而是保留了巷道、中心聚集区，保持了邻里关系网络的连续性。为什么这重要？因为信任，不是抽象理念，而是空间组织的副产品。 

经济方面，Hout Bay的中产阶层提供了旅游业、家政、渔港等就业机会，社区谈判组织还争取到了部分工作岗位的本地优先分配。这不是依赖政府再分配，而是空间协商的结果。一位居民说“以前我们是看不见的人，现在我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二,Khayelitsha, 子弹即秩序. 

我们再来看Khayelitsha——同样是“我们的新家”之意。 

它是1980年代晚期，白人政府为了清除城市核心的黑人居民，而规划建立的远郊居住区。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为了服务人、组织人，而是为了隔离与管理。空间设计即政治表达：宽阔的道路、标准化的街区、有限的出入口——每一个细节，都是对人的分类与操控。 

而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这个社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启”。它成为一个规模庞大、失控且碎片化的空间。政府虽然投资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RDP住房、社区中心，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变量：治理结构与社会资本。 

Khayelitsha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形成有效的社区协商结构。居民缺乏统一的声音，也没有形成强韧的自治机制。相反，许多街区成为了黑市经济与帮派治理的灰色地带。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另一个可能的未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退场了，而自组织能力又不足，那留下的空间，往往是最坏的那一批人填补。 

通过这两个样本，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秩序的基础，不是来自命令，而是来自责任。” 

自发秩序不是某种理想主义幻影，而是对最小治理单元的现实要求：是否能组织起来？是否愿意共识？是否能在没有警察、没有预算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的互信与行动？ 

自发秩序不是乌托邦的梦想，也不是哈耶克式自由市场信仰的浪漫想象。它的成功，依赖以下几个关键条件：社会资本是否稳固，空间位置是否合理，政府是否“顺势而为. 

Elinor Ostrom曾说，社区可以治理自己，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明确边界、有集体决策机制、有冲突解决的规则。在Imizamo Yethu，我们看到了这些机制如何建立——宗教组织、街道委员会、小额互助信贷轮值系统；而在Khayelitsha，我们看到它们如何被暴力一点点吞噬。 

但我们对问题探究并不止于此, 还要再引入另一个极端的案例——南非乌托邦Orania。 

Orania是一个布尔人后裔——也就是南非荷兰语族群——在1990年代初自行建立的自治小镇。它不接受国家拨款，不接受移民，不接受中央政府的住房补贴，也不依赖南非警察系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靠自己过活”的地方。 

他们发行自己的货币——Ora，自建发电和供水系统，有自己的学校、医院、警卫、图书馆，甚至设立自己的法庭制度。他们自己收税，自己做预算，自己决定哪些项目优先，连垃圾回收和绿地维护，都是居民自愿轮值完成。 

这时候你可能想问：他们过得好是不是因为更有钱？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Orania位于北开普省一片干旱、贫瘠的地带，既没矿产，也没旅游资源，远离南非所有重要城市。从自然禀赋上讲，它比大部分Township还要差。但他们拥有制度资源，人们之间协作的能力——这就是“自发秩序”。 

而Township的困境正好构成了这种秩序缺失的反例。在Township，公共服务靠拨款，住房靠分配，交通靠政府工程，安全靠国家警力。一旦“上面”不给力，“下面”立刻就崩盘, 人们退回到最原始的利益保护结构。而靠协作建立的系统，即使资源短缺，也能自我修复、继续运转。 

所以说，Orania与Township的对比，不只是一个“穷与富”的差异，而是一个“分配型社会”与“自治型社会”的分野。它逼我们去问一个更难的问题：贫困的社区，是不是一定只能靠“上面帮扶”才能改变命运？如果不是，谁来建立那种“靠自己”的机制？ 

这一点，对中国的未来，其实也有不小的启示。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一个逻辑陷阱, 把富裕看作分配问题，而不是秩序问题。人们以为建起几百万套保障房、统一城乡医保、做大转移支付，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如果这些政策背后没有自发秩序支撑，最终的结果只会是返贫. 

设想一下未来：如果中央政府的主导力下降，各省需要更多靠自己协调发展。会不会出现“Township型省份”和“Orania型省份”？东南沿海，外贸发达、社群密集、协作文化强，或许能快速形成自发组织机制。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可能因为历史上依赖“国家输血”，协作惯性较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自发秩序”。 

这时候，是不是又会重复南非的老剧本——互相指责、争夺资源、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历史伤痕,甚至引发内战. 

但历史不能一直当借口。更重要的问题，人们有没有建立“靠自己”的能力,在资源稀缺的时候，依然维持互信、协作和规则。 

中国和南非需要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权力不能是单一垄断的，而是被分散在多个协作节点中，每个节点都有有限的裁量权。这种治理结构，正是为什么Imizamo Yethu尽管贫困，却具备韧性。 

反观Khayelitsha和部分中国的城市化社区，都是典型的“单中心失败”。中央管到底，地方服从到底，民众参与不到——最终看起来制度齐全，实则秩序失灵。 

回到那句南非谚语：“你可以建房子，但不能建一个社区。” 社区不是建筑产品，而是秩序系统。在如今政府资源捉襟见肘的当下，南非和中国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到“赋能式治理”： 

·       第一，明确土地权属。土地不清，秩序必乱。 

·       第二，设立基础服务的“接入点”。不是包办，而是创造协作的起点，给居民提供组织的自由。 

·       第三，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允许社区内部领袖产生机制，扶持草根组织，让信任得以重建。 

·       第四，社区参与式治安治理。把警务的根扎进居民的日常中。 

政府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社区要做的，就是恢复自我治理的能力。 

哈耶克讲自发秩序，奥斯特罗姆讲公共治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们的现实化演绎。贫瘠的Orania，却生长出了制度逻辑的乌托邦；Township置身美景，却可能失去了治理生机。 

感谢来乔治街22号做客,欢迎分享你的洞察和思考. 

我们无法设计一个理想社会，但我们可以为秩序的生长付出努力. 

自由是秩序的起点,中国人谁能在现在做出改变？ 

下期再见,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