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类寿命趋同,生活水平却在分化?

🎙 为什么人类共享寿命，无法共享繁荣｜乔治街22号 

为什么我们活得越来越久，却活得越来越不一样？ 

有被忽视的全球悖论：
 现代医学与技术让全球预期寿命趋同，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制度鸿沟却愈发扩大。
 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制度无法被轻易模仿，繁荣也不是通用模板。 

在这期播客中，乔治带你一起拆解以下关键问题： 

• 为什么健康可以全球扩散，而繁荣不能？
• 制度是否仍是共享繁荣的关键？
• AI、数字平台与制度契约的断裂意味着什么？
• 如果不同社会对“好生活”的定义根本不同，我们还谈什么“共享”？
• 中国式“繁荣执念”与制度幻觉的荒诞剧场

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比GDP更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活得更久，是否也意味着他能活得更好？
 
📌 本期关键词：Nobel Lecture, Simon Johnson, 制度经济学, 全球不平等, AI与繁荣, 中国模式, 数字垄断, 共享发展, 乔治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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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大家好,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播客,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 

这期的节目,我们谈谈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公平的一件事：死亡。 

 死亡不再挑剔穷人，也不再眷顾富人。医疗技术的扩散让所有人都活得更久——无论你在上海还是伦敦，在孟买还是赫尔辛基，只要不在战区，你都有机会活到七十岁; 

这是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确定的进步。疫苗、抗生素、自来水、消毒剂，从战后开始跨越国界，像商品一样，被送进每一个城市、乡村、难民营，甚至极权国家。 

那为什么人类共享了生命,却没共享繁荣? 

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依然掌握着全球超过75%的财富。过去一百年最富裕的二十个国家的名单，也变动不大。1900年是德国、英国、荷兰，现在是挪威、瑞士、美国。 

中国退休高级官员的群体经常活到90多.就连孟加拉、越南、斯里兰卡也在人均寿命上赶上了富国,但它们的人均GDP却始终停在中下收入段。 

按照教科书的叙述，国家的制度改革应该带来工业化，人民富裕，健康随之而来。但现实是：健康先到了，繁荣没有。 

这是为什么?
 如果健康可以跨越国界，为什么制度不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 Johnson的答案是：因为制度不能共享。 

健康技术可以打包出口。可惜制度不是货架上的商品，它是历史的残渣, 殖民的塑形, 精英的妥协。你不能从一个国家复制它，就像你不能复制一个家族的童年阴影。 

Johnson提出一个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理论——“定居者死亡率假说”。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19世纪是一名欧洲殖民者，你的落脚点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你去的地方非常危险，黄热病、疟疾、霍乱轮番上阵，你撑不过一个雨季。那怎么办？你不会在那里长期居住，也不会建设什么法治或产权制度。你只会建一个抽血的机器，抓奴隶、割橡胶、掠夺资源，然后离开——像在刚果、安哥拉或西非。 

第二种，是你去了一个气候温和、没有热带病、甚至风景如画的地方，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宜居，欧洲人能活得很好，于是他们带来了学校、法院、议会，农业科技。他们把这些地方当成另一个“家”来看待。 

所以，欧洲人在能活下来的地方种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他们待不下去的地方，则留下了“掠夺性制度”。
 制度不是道德选择，而是生存本能的副产品。 

所以，不是非洲人懒，不是宗教拖后腿，不是孟德斯鸠说的热带地区与生俱来愚昧. 

制度，一旦定型，就像一个国家的骨骼。你可以换肉、换血、换领导人，甚至换国名，但你换不了骨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明明有了健康、有了教育，甚至有了民主选举，经济依然不见起色——因为这些都只是“形式”，制度才是“本质”。 

这个理论虽然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但中国一直无法直面.一来,这和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完全相反的,二来,这个理论把中国长久以来落后,归因于从古至今专制和儒家思想所构成的榨取型制度. 

张维为,胡鞍钢等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为党分忧,从各种邪门的角度,反复想证明中国的制度其实是好的,但出了多少本书,仍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虽然我同意Simon Johnson的观点,但是我可以点拨这些人,应该从什么角度去批驳Johnson的观点. 

他们应该直面,中国人想要的繁荣,和西方人想要的繁荣是不是一回事. 

繁荣的体感并不是标准化的,而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中国人要的繁荣是什么？是“入编制”、“有单位”、是“楼下能跳广场舞”、是“孩子高考得高分”, 是“上面有人”,是“战狼怒斥外国记者”. 

Johnson说产权、市场、竞争这些东西能带来繁荣?
 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些东西只会带来不确定和焦虑。 

我们再看印尼。 

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曾研究过印尼的政治结构。他发现这个国家的统治，并不靠什么宪政制度、法治工具、经济治理，而是靠仪式与象征——王权靠宫廷表演来巩固存在，祭祀、游行、节庆、服饰，每一个动作都在反复上演一种意义：权力即神圣，秩序即和谐。 

他称之为“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
 国家像一个舞台，人民是演员，也是观众。 

这种制度听起来不现代, 但你能说它没有稳定性？你能说它无法创造某种生活意义？你能说它就不构成一种“繁荣”的体感？ 

繁荣也许不表现为GDP增长，而是社会关系的连续性、节奏的温和、身份的可预测性。 

Scott还写过另一本书，叫《山中的人们》（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专门讲东南亚山区那些“不接受国家制度”安排的人。他们自己不认为是落后，而是自愿选择了不被安排、不被统一。 

在这些社会学与人类学者眼中，“制度”是一个选择：你可以写宪法，也可以跳舞；你可以构建法治，也可以构建专制——只要当地人本人没意见。 

制度决定繁荣，听起来像一个经济规律。但你可以批判Johnson 说当这个规律开始成为一个文明标准，它就不再是中性的。它成了一种把所有复杂生活方式都压缩成一张GDP排名。 

中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你喜欢自由、法治、创新；我喜欢稳定、面子、考公。到底谁错了？ 

世界各地的人有自己的独特品味, 被历史、语言、信仰不断撞击。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发达国家的剧本里领便当。 

张维为,你学会了么?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Johnson的视角. 

包容性制度的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很多制度因工业时代而生，而技术已进入AI时代。 

想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自动化、算法、平台垄断、远程劳动、深伪视频、数据鸿沟——
 这都是新物种，旧制度根本没见过。 

19世纪的法国贵族，在面对蒸汽机时,还能不能靠舞会维持秩序？
 今天的民主国家，在面对AI算法时，还在幻想靠竞选维持契约。 

可AI 把雇佣变成了外包，把平台变成了权力中枢，把人变成了可替换的训练数据,带来契约关系的瓦解。 

在“包容性制度”的理想模型中，社会要通过教育和劳动市场，实现公平流动。
 可问题是：AI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根本不是为人类准备的。 

算法不关心你读过几年书，也不管你有没有投票权，它只看你能不能被替换、被训练.而且用完即弃。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 

西方制度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却正在被以“非人”为逻辑的技术重塑。 

要防止被AI和平台经济“掏空”,需要每个人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增加劳动者代表权；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重建公共服务；在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中注入“可持续性”的制度性设计。而不是每天捧着手机傻笑. 

本期节目的开头我们开头讲了一个事实：全球预期寿命越来越接近，但人均收入差距却并未缩小。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我活得一样久，但活得根本不是一个维度。 

大凉山的孩子和加州的孩子，平均都能活到70多岁。
 但一个从小挤在泥屋里喝啤酒，另一个在苹果校园里玩编程。
 一个一辈子靠货币补贴活下去，一个三十岁已经靠AI做资产配置了。 

他不会因为生命更长而感到归属，反而更焦虑：还要在这个没救的体制里活完余生,再看着一个独裁领导人的老脸30年. 

欢迎今天来乔治街22号做客.如果技术让人类活得更久，那么也应该让人类活得更有自由和尊严。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