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为什么无法走向现代:晋商的历史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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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期，我们揭开中国最“沉默的省份”山西的文化结构与制度命运。 

所有人都在讲“晋商精神”，但没人敢说：山西的真正文化图腾不是晋商，而是义和团；它的制度基础不是金融智慧，而是军政屯兵。 

我们首次系统提出：
 👉 山西并非文明交汇地，而是反文明的制度断头台；
 👉 它的商业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权力附属的衍生物；
 👉 山西错过每一次现代性转型，不是偶然，而是宿命。 

我们不只是讲山西，而是用山西照出中华核心区的未来——
 一个资源被掏空、文化被僵化、改革被体面拖延的制度性死角。 

这是一集没人讲过的视角。不是讽刺山西，而是直面中国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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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放在中国的省份身上，竟也出奇地贴切。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分化——有的省份在贸易战中挣扎，有的在债务中沉浮，还有的，像山西，被卡在文明的死角。 

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复杂,却被忽略的样本——山西。 

为什么山西，这个明清‘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会沦为中国经济的‘末位生’？为什么它坐拥煤炭，却‘越挖越穷’？为什么它地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界，却长出了一颗封闭的心？山西的命运，就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未来. 

一.  中央的药方. 

当医生自己束手无策，他不会告诉病人“你不行了”，而是会说：“让他回家静养。”这不是治疗，而是一种体面的告别。 

中央给山西开的药方，是“转型”——从资源依赖型走向高质量发展。像是告诉一个宾入膏肓的人去参加自由搏击. 

转型，类似于修仙,不是依靠口号，而是一套依赖“原始资本积累+制度+人才”的小概率事件。 

阿联酋、卡塔尔之所以可以转型成功，是因为它们能以国际市场价格出售石油与天然气，获取巨额利润，然后通过主权基金投资全球资产，补贴高科技、教育、航空、旅游等新兴产业。同时，良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使这些国家成为全球人才与资本的磁场。 

资源是第一桶金，制度是转换器，吸引人才的生活方式是增长的发动机。山西有什么呢? 让中央拿药方, 本就是找鬼拿药医. 

·       阿联酋卖石油，价格国际说了算，90%的收益归自己； 

·       而山西卖煤炭，价格国家说了算，30%的收益归地方，剩下的全归中央. 

·       卡塔尔用石油美元建主权基金； 

·       而山西靠转移支付发工资，连修复塌陷区的钱都不够。 

·       挪威和阿联酋靠油气财富吸引全球人才 

·       而山西窒息的文化让正常人避之不及, 太原高校本科毕业生中仅约18%选择留在本地工作. 

资源价格被压低, 制度被锁死,生态代价被内化。在这种背景下喊“转型”，其实不是中央战略部署，而是一种责任推脱。 

二. 山西人的精神图腾: 晋商还是义和团? 

山西人常以晋商后人自诩，自称是“中国的犹太人”。这是一场巨大的历史错认。犹太人代表的是全球商业文明的生存型创新，而山西晋商不过是一个帝国晚期的政治副产品。是被权力扶起, 也与清政府一起埋葬的殉葬品。 

犹太人在欧洲数百年受尽歧视，不能拥有土地，只能投身金融、贸易。也正因如此，他们发展出了精密的契约文化。而山西呢？山西古代绝大多数人是农民，99%的劳动力根本没有进入任何市场化商业体系。 

晋商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清廷给了他们特权, 票号做的是军饷汇兑，茶叶靠的是边贸垄断。晋商不是市场化成功的典范，而是体制内,寄生型商业力量。 

清廷一倒，这些商业体系都不能独立存活。1911年之后，票号迅速倒闭，山西商业体系几乎全线崩溃。 

这种文化延续到了今天：山西人对“晋商”神话顶礼膜拜，却对市场,法治充满本能性敌意。 

与其说山西以晋商为图腾，不如说，他们更像义和团的传人. 

在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中，山西是全国最极端、最残暴的省份之一。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纵容,和参与了大规模“灭洋”活动. 159外国传教士和妇孺家眷全数被处死，近1万名中国教民被杀，英国、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太原、大同等地建立的医院, 如太原天主教会医院, 被焚毁.美国公理会、瑞典行道会等在山西创办的多所学校如太谷铭贤学堂被毁.太原成为义和团运动的核心杀戮场。《泰晤士报》称山西为“屠杀中心”. 当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描述：“山西为天下第一恶省。”. 

虽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诸多同事在山西被义和团所害,他仍然用清廷根据《辛丑条约》赔偿山西教会损失的50万两白银,创办山西大学堂，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 

清朝灭亡之后，山西民众的保皇热情又突然180度转变,在太原对满人“驻防营”展开系统性屠杀，并没有转向现代共和理念.受害者占当时太原旗人人口近二分之一. 

文革时期的山西，又不负众望,成为 “极左路线”最早爆发、最难收场的省份之一。1966年8月开始，山西成为全国最早打砸文物与学术机构的省份之一. 太原、大同、临汾、运城等地大规模抄家、砸庙宇、焚毁古籍与碑刻；山西省博物馆曾藏有数千册孤本古籍，在1966年冬天被焚毁过半。太原著名的“八二三事件”中,公安、造反派联合批斗中学教师，十余人被活活打死,还把尸体挂在校门口；山西大学附中1967年一次集体批斗会，6名老教授当场被打死。山西高校中的教师自杀率也极高. 

山西不是在一个个历史节点上 “误入歧途”，而是在延续它一贯的反文明路径选择. 麻木与恶行，构成山西的文化底色。他们从未在历史的潮流中追求进步,而是一有机会就选择继续作恶. 

三. 

山西文化中的反现代与反文明. 

山西在每一次文明的考试中，都交了白卷，还在考卷写上骂老师的话。坚定地站在现代性与文明的对立面。 

晋商拒绝电报. 

19世纪末，外资银行如汇丰、渣打已通过电报实现跨区域资金调度，完成了金融效率的指数级跃升。而山西的票号依旧依赖信差、镖局，每封汇信需10-20天，仍自豪于其“密押”传统。他们拒绝电报不是因为技术难懂，而是怕冲击“驿站—镖局—掌柜”这套利益链。山西人把技术视为妖术，变革当作威胁，最终导致票号崩塌。 

晋商排斥法制. 

当上海、天津租界逐步引入英美商法，保护契约精神与私有产权时，山西票号拒绝进入租界，坚持“祖制不可违”，坚持继续依赖官场业务，也不愿面对现代契约。1904年《公司律》出台，全国钱庄争相改组为公司，山西票号却继续搞“无限责任制”，最终在1911年官僚体系垮台时被一起拖入坟墓。 

晋商反对宪政.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逮捕谭嗣同等维新派，靠的是控制京城军权与财政调动能力的荣禄。据《清季事略》记载,“维新期间，荣禄多次动用山西票号紧急借款以维持兵饷调动。票号掌柜亦以之为荣，彼此通信称‘护国之责当不辞也’。” 

在1898年夏，维新派在上海、湖南、四川等地创办报纸、倡导商法、设立学堂，但在山西，平遥、祁县票号老板联合签署“山西绅商对时局之议”，称：“祖宗成宪不可易，洋学洋律不可恃，官商合力以安本邦。” 

最终，晋商错过了逃生的最后窗口。 

之后山西人又错过了改革开放；每一次浪潮来临，别人忙着造船，它忙着设卡. 

四.山西的地理宿命论. 

山西位于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带，理论上，它应当拥有流动性、包容性、开放性，像安达卢斯、像丝绸之路的撒马尔罕，成为文明融合的中间层。
 但现实是，它没成为文化走廊，却成了文明的断头台。 

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它的位置，东有太行，西临黄河，南北高原起伏、关隘密布，它不是通道，而是壁垒；不是交汇，而是阻断。地势决定了它是兵家必争之地, 成为王朝用来挡箭的地方，而不是互通有无的地方。 

当西南靠边疆政策催生出土司制、文化弹性与治理创新时，山西只能死死绑在朝廷的缰绳上，成为帝国稳定结构的一枚齿轮。 

·       在北魏时期，山西北部就是“六镇”重兵之地； 

·       到唐代，太原是“河东节度使”的驻地，是兵员、粮草、战马的中转站； 

·       明清时期，大同、雁门、偏头关都是“九边重镇”的核心，军户系统覆盖整个山西北部与中部； 

·       世代为兵、为屯、为守。生而为军，不得远行。 

长年累月的军屯制度，不只是改变了军事布防，它更深度塑造了山西的社会组织、权力逻辑乃至心灵结构： 

·       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军户不能外迁，人口结构极度封闭； 

·       官兵上下分明，社会只有“听命”和“服从”，没有平等和对话； 

·       村落以军屯为基础，宗族与编制混杂，排外、保守； 

·       商人依附体制，服务政权； 

·       精神世界里，崇拜关羽、“忠于主子”, 而不“忠于原则”； 

·       甚至行为习惯，都倾向于顺从命令、避免出头、保持队形。 

·       因为物资供应不稳定，“勤俭节约”被作为“军纪”灌输； 

·       屯兵文化带来的“纪律化人格”强化了资源控制感，对“多余”高度警惕。 

·       喜欢的醋代表“清苦中的坚守”，象征节俭与克制 

山西社会的每一层，都像军队那样被训练过——等级分明, 秩序至上, 安于现状, 惧怕变革。 

这里没有自我治理的空间，没有文化自发的可能，没有自治传统。它太靠近中央，不允许松动；又太远离核心，永远进不了圈。 

所以山西的文化，不是农耕文化，不是商帮文化，而是军政文化的社会化延伸。 

炮灰,才是它真正的宿命。 

感谢来《乔治街22号》做客.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