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唐幡的中国中亚峰会为何演砸？----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判

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 

这一期，我们走进西安大唐芙蓉园的红毯与红幡之间，揭开一场盛装外交的幻觉——中国以“唐制迎宾”接待中亚五国元首，看似热情隆重，实则尴尬满满。 

我们将讨论： 

• 为什么这场欢迎仪式不是“文化输出”，而是一场cosplay外交？
• 中国对中亚历史的三大认知错觉：朝贡幻觉、文明优越、主权轻视；
• 认知性错误、制度性惰性、知识性盲区如何制造出脱离现实的政策；
• 为什么“赵立坚张嘴，吴京挥拳”，比假装温柔更令人信服？

在这个时代，当一个国家用最温柔的方式重演最落后的幻觉，外交就成了帝国剧场的延续。
 
📌 本期结语：
 “中国最大的温柔，依然令人不忍直视。与其假装文明，不如撒泼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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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播客做客,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 

中国新时代外交不光有赵立坚和吴京,也有温情的一面.比如中国在西安主办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地点选在了大唐芙蓉园，布景华丽，仪式恢弘——红灯笼高挂、宫女引路、唐装加幡、金杖开道。中亚五国总统走进布景，仿佛一场盛唐重现的外交剧在千年之后隆重上演。 

表面看，这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善意,和总书记最重视的高规格国际活动；但稍微对历史敏感的人看到太监扮相的工作人员手持“唐藩”都感到尴尬和不安. 

这期节目,我们说说为什么这场活动认知失调与历史幻觉所构成的文化冒犯. 

为什么说这是外交失误？ 

一.中亚并不“热爱唐朝”，反而充满戒心 

中亚国家从未像中国历史教材中描述的那样“感恩大唐天恩”，相反，它们的民族记忆中充满了对东亚强权的戒心。 

以吉尔吉斯族为例，其民族史诗《玛纳斯》堪称中亚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主题是“抵御外敌，保卫家园”，而敌人常常具象为“东方帝国”。唐朝在西域的扩张，并不是什么“文明传播”，而是一连串军事征服与政治干预的过程。尤其是高仙芝在怛罗斯战败后，唐朝对中亚的影响迅速衰退。 

即使从唐朝的视角出发,中亚五国的主流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也被视为“胡虏”“蛮夷”的草原部族。你今天让他们在唐风红幡下站队列队，接受“盛唐迎宾”，堪比俄罗斯邀请中国领导人到圣彼得堡，穿上清朝马褂，跪在冬宫门前，接受普京装扮的沙皇御前接见，再配上一些穿俄国宫廷制服的侍从、高举“双头鹰”帝国旗帜，一路引导入场。这么类比你就懂得,西安的活动在西亚领导人看来不是外交，而是羞辱，是一种通过历史化妆来实施的政治暗示。 

二. 中亚各国历史上主动选择俄国，正是为了摆脱东亚强权. 

在19世纪中叶，正是因为清朝对新疆实施了高压的朝贡制度与不平等的民族统治，加上鸦片贸易与军事威胁日益逼近，中亚的各个汗国才主动选择并入沙皇俄国。他们不是“被吞并”，而是在比较“谁的统治更可忍受”之后做出的务实决定。 

在当时的中亚精英看来，虽然俄罗斯是殖民者，但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了对方是“主权体”，而不是“藩属”。没有进贡制度，没有跪拜仪式。对比之下，清朝的“天朝秩序”更令人窒息。 

今天中共用唐制迎宾，说“中亚人民是我们的兄弟”，其实是把他们拉回曾被迫逃离的帝国叙事中。恰好是提醒他们帝国不死的妄念. 

三. 矮化中亚国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朝贡”是荣耀，“来朝”是礼节，但在国际政治中，这意味着等级制度与主权不对等。 

古代“羁縻”制度就是这样运作的：中央王朝承认外围政权的自治，但前提是你必须承认我是“宗主”，必须定期“进贡”“入朝”“称臣”。这些仪式在今天看来，早已是过时的封建符号，即使套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衣,依旧臭不可闻. 这类活动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误判。这场“万国来朝”的错位演出,刚好帮所剩不多的友好邻邦看清了中国的封建底色,绝对是正宗的低级红,高级黑. 

理解中国新时代外交的进退失据，就不能不讲中国人的“文明叙事错觉”。 

这种错觉不只因为一个人坏或者傻,而是制度化的有意误导.中古历史课本中在努力编造出“中原为中心，四夷来朝、皆受教化”的自我神话。 

历史却恰恰相反——中亚不仅不需要中国“教化”，反而在多个方面远超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明枢纽。 

一.    军事与治理. 

突厥汗国、契丹、蒙古帝国，凭借高度机动的骑射部队、复合弓技术、分散集权结合的军事体制，轻松击败依赖步兵方阵和冗长后勤线的中原军队。怛罗斯之战就是一个转折点——唐朝精锐由高仙芝率领，却被阿拉伯与突厥联军击溃，一战而退，自此不敢西进。 

而蒙古帝国的军事与行政体系，奠定了中世纪世界史的基本框架。从欧亚驿站系统、定期人口普查、军政分层，到允许多民族协同作战， 蒙古人的制度效率完胜中原王朝。 

中原的重文轻武、自毁长城、宦官监军，是文明内卷的体现，而内亚的军事理性和制度柔性，才真正支撑起一个全球级帝国的骨架。 

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允许各地按自身习俗治理。帖木儿帝国的司法体系中伊斯兰教法、部落习惯法、波斯成文法并行不悖。 

而中国自汉代确立儒家一统后，所有治理都走“官僚—伦理—等级”一条线。只剩下“圣旨”“律例”和酷刑。 

二.  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早于明清成为世界之都. 

中国历史常自诩“世界第一大国”，但在城市文明上，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等中亚城市的繁荣程度与多元文化程度，远胜于同期的北京与南京。 

帖木儿时代的撒马尔罕，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城市，更拥有天文台、马德拉萨（神学院）、大型图书馆、清真寺建筑群，城市规划严整，文化氛围开放。 

16世纪的布哈拉则是宗教与学术重镇，吸引波斯、阿拉伯、突厥、印度等多地学者前来讲学，成为“学术流亡者的天堂”。 

而同期的中国明朝正在搞海禁、八股取士、焚书查教。撒马尔罕造的是广场、穹顶、星表；而北京造的是高墙、东厂和锦衣卫。 

三.  文化包容与科学探索. 

在粟特、康居、乌浒水域与喀喇汗王朝的历史中充满文明交融：佛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共存。 

粟特语成为丝路通用语，粟特商人则是佛经的搬运工，把印度文化输入中国。在这些时期，中亚不仅是文化转运站，更是信仰自由与跨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 

相比之下，中原王朝中频繁出现宗教迫害与思想控制： 

• 唐武宗灭佛;宋明清排斥西方科学；清朝深化思想专制。

谁更先进，不言自明。
 


乌鲁伯格天文台是中世纪科学史上的巅峰之一，其编制的《星表》在精度上领先欧洲、也远超同期中国。同期中国的天文制度已沦为礼制附庸，历法不过是给皇帝挑日子用。大量天象记录被当成“灾异”，科学成为附庸玄学的工具。
 
这不是一次外交部门的技术性滑铁卢，而是一场贯穿从最高决策层到基层执行链的结构性失误。

新时代外交不再是面向世界,而是面向国内民众, 如同《万国来朝图》中描绘的“天朝上国，万邦来贺”的理想秩序, 是对内展示“文明自信”“大国形象”的仪式手段,让中国民众安于压迫中的生活.西安峰会从构思到执行，从场地选择到宫女站位，目标不是沟通，而是表演。

但为什么这种外交常识性错误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被落实？这就牵涉到第二重——制度性的错误。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不允许怀疑上级指令，也没有机制纠错反馈。当最高领导指示要展示中华文明，要体现唐朝风范，下面的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宫女、做灯笼、排红毯。即使外宾当场感到尴尬、冒犯这些信息也绝对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总结汇报”里。

最深的一层，则是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中国人知识性的错误。中国对中亚的历史教育、对“西域”的理解、对“丝绸之路”的宣传，都深受“天朝中心论”的毒害。把更为靠近文明的西域看成是“接受开化”的边疆. 

中亚各国因为有钱拿,临时配合，但他们心里清楚，这不是他们的剧本。
 
谢谢今天来乔治街22号做客,中国外交最大的温柔，依然令人不忍直视,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脱离文明。
 
真不如战狼精彩。
赵立坚张嘴，吴京挥拳，至少比假温柔更真诚；
撒泼耍赖，也比装文明更畅快。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