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移支付的本质：购买专制——不改革才有饭吃

🎙️ 《乔治街22号》 | 转移支付的本质：购买专制 

转移支付，表面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帮扶，实则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交易：富裕省份改革开放，贡献盈余；落后地区拒绝改革，支持专制。
你以为这是再分配，其实是专制赎买；你以为是“共同富裕”，其实是“财政封口”。 

为什么中央愿意让落后省份的人们享受与他们落后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活方式不相匹配的发展成果？

在这一期，我们揭开中国财政体系最核心、最讳莫如深的现实：
 ▶️ 为什么改革者被惩罚，依赖者被奖赏？
 ▶️ 为什么市场化省份要用自己的红利来维持对制度拒绝者的安抚？
 ▶️ 为什么地方不想改革，中央也不敢放权？
 ▶️ 当“购买稳定”的财政能力终将枯竭，这个体制还剩下什么？ 

📉 富者愈疲，弱者不思进取；财政变成制度惰性的温床，改革成为一种“系统风险”。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个反改革的财政机制，和一场被悄悄冻结的制度演化。 

🧨 如果你也困惑，欢迎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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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乔治街22号》——转移支付的本质：购买专制 

欢迎收听《乔治街22号》。最近，中美贸易战2.0的谈判刚刚取得暂时性的成果。中美贸易未来持续的博弈，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因为真正具备财政造血能力的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出口导向型经济大省，吃的正是全球化这碗饭。贸易战一旦升级、出口受挫，这几个省份赚不到外汇，全国的转移支付链条就可能瞬间断裂. 

但我们今天不谈贸易战本身，而是要借这个时机深入讨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转移支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先说结论：**它从来不是什么区域公平或者缩小差距的善意安排，它是一种制度性赎买。**中央拿走少数市场化省份的财政盈余，用来补贴那些制度落后、结构僵化、不愿改革的省份，以换取他们对威权体制的政治忠诚。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中国的区域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五个省市，是中国真正的“生产区”，而其余二十六个省份，基本可以归为“分配区”。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省份财政自给率不到50%。像西藏、新疆、甘肃、黑龙江这样的地方，自己的财政收入甚至不足以覆盖三分之一的基本支出，完全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维持运行。 

你可能就来自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工资、日常行政运转、公共服务，甚至最基本的基建项目，统统依赖中央拨款。这种依赖模式长期被包装成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关怀，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政策温情。 

但其实这不是扶持，这是收买。**这些地区的人们依旧过着与其生产力水平严重不匹配的生活方式。**它们本应通过制度改革、市场激活、自主造血来实现发展，但中央财政的持续“输血”，反而把这些地区的制度更新动力彻底封死了。 

转移支付不仅没有激活改革，反而强化了行政惰性。你越依赖中央，就越没有动力去动自己的权力结构. 

说得更直白一点，**转移支付变成了一种制度冻结机制。**它不是为了改变落后，而是为了保持那里人们落后的思维方式,持续支持专制。 

中国已经错过了地方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央财政处于历史性盈余状态。那时候本有机会通过建立“改革奖补机制”，鼓励地方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放开、精简冗余编制。可惜的是，这些转移支付的资金大多最终被用在了提高体制内人员待遇、维稳、补贴、搞形象工程上。 

今天，财政进入紧缩周期，转移支付也仅勉强维持“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在这样的现实下，谈改革只能是空话。比如云南的财政收入只能覆盖自身支出的40%，中央拨款中超过80%都被用来支付刚性开支。一个连工资都快发不起的地方政府，会有能力去搞国企混改？会有资源去推动营商环境改革？ 

如果真的要改革，那些“改革成本”由谁承担？谁来兜底僵尸国企的下岗职工？谁来填补户籍制度松动后的社保缺口？谁来吸收国企出清带来的金融风险？ 

转移支付本该是制度进化的桥梁，最终却成了制度锁死的绳索。 

那为什么中央有钱的时候不推动地方改革？表面上看，中央拥有人事权、政策权、财政权，完全可以把转移支付与市场化改革成效联系起来,引导它们走上制度升级之路。 

但要推动资源市场化配置，就必须打破行政审批；要培育民营经济，就必须削弱地方国企的既得利益；中央要真正放权，那就意味着从体制的手里交出控制权。这一切，在中央眼里，是对打江山坐江山的巨大风险。权力让渡是威权体制最不能容忍的. 

这套转移支付制度，不仅冻结了落后地区的制度演化路径，也在悄无声息地削弱那些改革型省份的动力。 

你改革、你开放、你冒险，于是你产生财政盈余；但这一盈余随即被拿走，用于补贴那些长期不改革、不放权、仍靠行政配置资源维持运行的地区。 

而在制度层面，伤害更为隐秘。富裕省份并没有因为改革而获得更大财政自主权，反而承受了更多政治任务和上缴责任。它们要接受更严苛的指标考核，更频繁的中央项目摊派，更密集的财政抽水机制。允许少数几个省市市场化改革,就是需要他们作为提款机,赎买其他省份不要进行改革. 

这种悖论并非中国独有。历史上我们也见过类似的制度逻辑。比如巴西的州级财政博弈,印度邦的财政补贴机制，甚至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时代的“财政换忠诚”战略，都曾短期有效，但也都因缺乏退出机制而最终演变为腐败与分裂的温床。 

历史经验清楚地告诉人们：一旦财政再分配脱离了制度更新目标，它只会制造出更深层的制度依赖。 

可以预见这样几个可能场景： 

第一， 当中央财政持续恶化不再具备兜底能力，严重依赖转移支付的省份将直接面对“自负盈亏”的断崖现实,极可能演化为政治风险。 

第二，当转移支付力度减弱，地方开始通过非正式手段自保。甚至出现“绑架式行政行为”来掠夺企业资源。 

第三，面对财力紧张，中央可能选择只保核心区域，借助纪检系统中央巡视,威胁地方官员,以更少的钱配合更强的纪律。 

感谢你收听本期《乔治街22号》播客，靠市场的人在出力，反市场的人在分钱——这样的制度，走不远.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