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2.0还是鸦片战争4.0?——中国重演晚清剧本
中美贸易战是鸦片战争的延续?前清和后清对世界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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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中美贸易战升级，像是一部延迟上演的历史剧本。
美国采取了“对等关税”政策，要回应其他国家对美商品的关税。具体而言，美国宣布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45%的惩罚性关税，涵盖了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消费品等广泛领域。别的国家回应“对等关税”方法是维持低关税和开始谈判,而中国却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125%的关税。
没有军舰驶入黄浦江，没有炮火轰鸣，却依然打得外贸市场哀鸿遍野、工厂倒闭、投资退潮，仿佛历史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演。为什么这场原本属于外贸领域的具体争端，中国却能演绎出道路之争、甚至文明碰撞的剧本？
而这一切，居然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着惊人相似的内核。
当年，英国要求贸易对等、外交互派，中国却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叙事中，断然拒绝平等协商。林则徐选择强硬禁烟，结果换来了《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与百年国耻。而今天，当美国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关税对等”时，中国依旧下意识地拒绝：我们可以挨，但不能谈；我们能熬，但不能签。这不是谈判，这是“城下之盟”。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帝国，文化自信、疆域辽阔。但面对现代贸易的规则体系，却依旧以“夷务不必议”的姿态傲慢对待。当英国要求常驻使节时，清廷愤怒回应：“岂容夷使常驻京师，污我皇城？”
事实上，彼时的中英冲突，早已超出鸦片本身，更深层的，是中国无法理解乃至拒绝接受现代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它仍然用等级思维和儒家秩序试图回应世界，却最终在现实面前全面溃败。
而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炮舰，而是国际制度和商业规则的冲击：透明的补贴、公平的产权、放开的数据流通和市场竞争。这些听上去不再是殖民主义的索求，而是现代秩序的基本门槛。但中国的回应方式依然熟悉：不是谈判，而是“斗争”；不是契约，而是对抗；不是开放，而是民族主义式的团结与忍耐。
鸦片战争让清朝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秩序已经改变。可是今天，我们似乎仍未彻底走出那个心理的阴影。
拒绝双边谈判、不承认WTO败诉、民众对任何妥协都群情激愤——所有这些迹象都在表明：中国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依然未曾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越来越像一个固执而孤立的帝国残影。
这一切的根源，归根结底，是中国人对“贸易”的理解，至今仍被困于朝贡体系的世界观之中。
从“夷夏之辨”到所谓“百年国耻”叙事，中国文化始终难以真正接受“平等交易”这一现代概念。它更习惯于一种非对称的关系逻辑：要么你比我强，我服你；要么我比你弱，我压你。而若彼此地位平等——这在中国文化中，反而是一种最不稳定、最令人焦虑，甚至最无法接受的状态。
这种心态，在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慈禧太后到今天的习近平，面对制度性外部冲突时，他们展现出的，几乎是同一种本能反应——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本能地否定“对等协商”本身的正当性。
这是深植于文化底层的一种“权威中心主义”信仰。在这种叙事里，所有的谈判都被默认理解为某种朝贡仪式的变体：我才是正统，你来求我才符合礼仪。而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地位、彼此让步，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于是，哪怕是最微小的技术性修正，也可能被认定为“丧权辱国”。
慈禧当年认为，平等谈判本身就是对“天朝尊严”的羞辱；今天的中国，谈判被理解成一种自我否定，甚至是政治自杀。哪怕可以为经济换来喘息的空间，为民众避免长痛的代价，也没有人敢去做。
于是贸易战反而成了民族情绪的出口。政府不能认错，人民不许认输。哪怕市场冷了、工厂倒了、消费疲软，也要说是“西方打压”；哪怕外资出走、国际声誉下滑，也要说是“主动内循环”。
中国不去采取理性的反应,接洽谈判，而是官媒高调控诉“美方霸凌”.这种反应听起来“正义凛然”，但本质上，是对现代谈判逻辑的彻底误读。美国加税，不是为了羞辱你，而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劳工和产业竞争力。可中国的反应，却是将一切归为羞辱、敌意与斗争——于是，本可以管理和解决的经贸分歧，故意推进成了结构性的国家对抗。
这一切，可能并不只是领导人眼界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双重限制的产物。文化层面不鼓励妥协，政治结构不允许失败，体制逻辑不提倡担当。于是，没人敢为妥协辩护，没人愿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最终只剩下唯一的策略：死扛。
但现实是，国际秩序不是武侠小说,你若把谈判当战争，世界就只能把你当敌人。
只要是谈判，双方就必须有妥协。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妥协不是智慧，而是“软弱”；谈判不是谋略，而是“下跪”。这样的观念让一个本该理性、技术性的外交过程，变成了情绪化的政治舞台。而那些真正为国家争取权益的谈判者，最终往往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情绪的出气筒。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李鸿章，晚清最务实的外交家，在清军全线崩溃、朝廷急于求和的情况下，他签下了《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确屈辱，但在那种兵败如山倒的现实中，他能争取到的，已经是最小损失。但结果呢？他成了“卖国贼”，甚至有人当街砍他一刀——作为“爱国”的象征性暴力。
到了建国后，周恩来推动中美破冰，签下《上海公报》，为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但那时，他必须在毛的压力下，反复检讨“这不是投降”。
朱镕基呢？他是以超强魄力推动中国入世、完成体制接轨的关键人物。他谈下的那些入世条款，为中国换来了全球化的红利，造就了此后二十年的经济奇迹。但他仍被贴上“出卖国家利益”的标签，网络上对他的污名化持续多年,中国的入世承诺也成了一张废纸.
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什么可以争，什么必须让；什么是情绪，什么是利益；他们把国家摆在第一位，把自我抛在身后。
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并不理解这种牺牲。在我们这个文化体系中，没有“妥协即智慧”的空间，只有“寸土不让”的英雄主义。于是，真正的外交家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被自己人误解，被群众情绪绞杀，最后被历史搞臭。
这种文化心态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在贸易谈判上进退失据，谈不得，退不下，也赢不了。更无法理解，全球贸易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共识。它不是一方胜利、另一方认输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双赢框架中的反复协商。
在其他国家，贸易谈判是专业化、理性化、制度化的。谈不拢就再谈，它是一个长期利益博弈的过程。而在中国，它却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最终沦为一种“表忠仪式”。
宣传部分给中国人打气的办法是重提毛泽东72年前讲话,毛说:美国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们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这段可不是毛最有气魄的,应该循环播放1952年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来无非就是死人。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这不是坏事.”
贸易战中,最有趣的观察是不是政府的反应,而是社会的支持与顺从。突然之间就忘记疫情封控时候自己怎么挨过整了.墙头草又站到了政府这边.
物价上涨，出口订单锐减，失业上升，人民币贬值,这些在反美面前都不要紧,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剧本就是贫穷. 陈云都说了，中国人饿死都不造反. 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三年. 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死一半还有一半.这些“无敌”的忍者神龟，也成为政府持续对抗外部世界的底气.
恰好政府还能把贸易战当作经济下行的借口，以转移对政府的不满。让很多人选择“宁要尊严，不要面包”。
这是政治宣传的胜利吗？部分是。但更深层次，是集体认知与文化框架的胜利。
因为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羞辱—复仇”这样的叙事中，他们会对现实的平衡、复杂的博弈、不完美的妥协失去理解能力。他们不再追求“可控的损失”，而渴望“道义上的胜利”，哪怕这种胜利是自我虚构的。这不是绑架。这是多数人的自愿登船。
贸易战走到今天，中国人心中还是有一个普遍的困惑是：为什么世界就是不听我的们？
这不是因为中国声音太小，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话语权”这个词。
“话语权”不是 “发号施令”, 更不是你能不能让别人闭嘴，而是你说的话有没有人愿意听。
真正有话语权的国家，靠的不是自我陶醉的叙事，而是他人愿意买单的制度和规则,和认可你的生活方式.
中国连自己签订的合同和制定的规则都不遵守,比如中英联合声明和WTO承诺都不遵守;一说到新冠溯源就跳脚,一说到人权就急眼,这能和文明世界产生什么共鸣?
这么说吧，连哈马斯都瞧不上你。
因为中国从未真正参与国际规则的共建，也从未输出过一种别人愿意接受的世界秩序。我们强调“非西方”，却拿不出一个能服人的新叙事。我们擅长“上对下”的发号施令，却不擅长“平视”的互相协商。
于是，当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被否决，就说“西方霸权”；当中们公司被起诉，就说“打压中国”；每当中国的论述被质疑，就说“污蔑中国”。
这一点，在贸易战中尤其突出。中国一直以为，这是“崛起”后的世界抵制。而其他国家看到的，却是一个不遵守规则的对手。
这完全不奇怪,一个对内无法容纳异议、不能讨论失败、不能承认错误的政治体制，又怎能在对外发展出理性、清晰、有逻辑的叙事能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25年贸易战，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曾是一场对“天朝体制”的深刻反思。而现在，中国人却又退回了“不能低头”的幻觉里。这186年，仿佛白走了一圈，回到了原地。
欢迎收听今天的《乔治街22号》,中美贸易战之后，就到了义和团时间, 还有“东南互保”, 和八国联军进京.历史,会押韵,你打算扮演什么角色?
Ch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