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阿拉伯之春的轮回对中国命运的启示

阿拉伯之春15周年：民主梦醒，轮回还是教训？

2010年，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浪潮，人们满怀希望地推翻独裁政权，期待迎来自由与繁荣。然而，15年后的今天，突尼斯民主倒退，埃及军方掌权，利比亚、也门陷入无休止的内战，阿拉伯之春的理想早已破灭。这只是“民主水土不服”吗？还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问题？ 

本期《乔治街22号》，我们深入剖析阿拉伯世界的部族政治、权威主义文化、宗教排他性如何阻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对比中国的儒家传统、家族社会、官本位文化，探讨中国的未来变革是否会面临类似的困境。真正的制度转型，需要的不只是推翻统治者，更是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 

🔔 订阅频道，获取更多深度分析！
📢 留言讨论：你认为中国的制度转型会走向何方？
📌 关注社交媒体，获取更多独家内容！

Transcript

大家好,欢迎来到《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 

你有去过阿拉伯国家旅行么,你喜欢么? 

这期的播客我们来说说他们面临的,挖出石油之外的又一次机遇. 

2010年底，一场抗议从突尼斯街头燃起，很快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一个名叫布瓦吉吉的年轻小贩，在忍受多年压迫与羞辱后，自焚抗议。火焰点燃了他的身体，也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愤怒。短短几个月，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整个中东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高喊自由、尊严、民主，仿佛历史的转折点终于到来。 

那时，全世界都在期待一场民主觉醒。埃及，广场上人潮汹涌，高喊“自由、尊严、民主”，仿佛新世界就在眼前。利比亚，卡扎菲统治42年后被推翻，民众狂欢，庆祝“独裁的终结”。叙利亚，许多人坚信，巴沙尔政权会很快垮台，民主的曙光即将照亮整个国家。 

然而，15年后，当你再走进这些国家，现实却远比想象残酷。突尼斯，这个曾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唯一成功案例的国家，如今正迅速倒退，总统赛义德解散议会，重回强人统治模式。埃及经历短暂的民主实验后，迅速回到了军政府的控制之下，民众的自由空间被大幅压缩。利比亚和也门更是陷入了长期内战，各种派系割据混战，民不聊生。 

为什么当年席卷阿拉伯世界、充满美好愿望的民主浪潮会如此迅速地退潮？威权统治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导致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组织松散、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妥协精神。旧政权倒台后，各方势力迅速陷入权力斗争，却没有能力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经济状况恶化，失业率攀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进一步下降，于是人们很快开始怀念过去稳定的威权时代。 

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社会共识，也缺乏民主所需的文化基因。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部族、宗教、种族之间的冲突根深蒂固，人们的集体认同更多基于宗教派系、部族关系，而不是公民身份或国家认同。在这样的社会里，选举往往不是政见的竞争，而是不同派系之间的零和博弈，导致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和撕裂。 

许多人曾经把阿拉伯之春看作制度转型的宝贵契机，认为只要推翻威权统治，这些国家自然会走上民主繁荣的道路。坦率来说，今天中国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在期盼类似的历史性转折。但阿拉伯之春15年后的现实告诉我们，民主转型远没有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它需要深厚的社会土壤、文化基础和长期的准备。民主，不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社会能否承载它的问题。 

许成钢教授在他的新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制度基因”。一个社会的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靠几场运动推翻旧世界就能创造的，而是根植在文化里，刻进人们的思维方式里。阿拉伯世界为什么没能走向稳定的民主？从他们的文化基因里，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首先，部族主义和家族政治。在阿拉伯社会，一个人的首要认同不是国家，而是家族、部族、宗教派系。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国家没有迎来民主，而是被各个部落武装瓜分；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战争，表面上是权力斗争，本质上是部族利益的延续。在这样的社会里，选举从来不是政见的较量，而是派系之间的零和博弈，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的内战。 

中国没有部落政治，但“家国同构”的儒家传统，同样塑造了一种家族至上的文化。个人在社会里的首要身份，不是公民，而是“孝子贤孙”。权力和资源，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取，而是通过家族网络和人际关系分配。从古代的宗法社会，到现代的裙带政治，无论是仕途还是商场，“讲关系”始终比“讲规则”更重要。在这样的文化里，国家不是一个公民契约，而更像是一个放大版的家族，统治者是大家长，权力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让人放心，公民社会的构建变得格外困难。 

其次，高度的权威主义传统。在阿拉伯世界，从家庭到国家，服从是最高美德。家庭里，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子女没有反驳的权利；宗教里，伊斯兰教法的权威高于世俗法律，宗教领袖可以决定一切社会事务；政治上，几千年的君主制和军事独裁，让民众早已习惯“没有强人就没有秩序”。所以，民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混乱，而不是自由。 

儒家文化也是如此。“父慈子孝”本来是温情脉脉的道德规范，到了现实里，往往变成“父母说了算，孩子闭嘴听”。学校里，教育的重点是纪律和服从，而不是质疑和独立思考。社会上，“官本位”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当官的天然有权力”，权威的合法性来自“道德”和“资历”，而不是透明的制度制衡。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更倾向于寻找一个“明君”，而不是去建立一个限制权力、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 

最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宗教律法高于世俗法律，限制个人自由，也限制了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竞争，往往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不同宗教派系的生死斗争，最终导致的不是多元，而是极端。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带有类似的特征。官方意识形态往往被塑造成一种“政治信仰”，高于一切世俗法律，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多元性，都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政治认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制度的“妥协、协商、平等”不被鼓励，最终往往还是会回归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 

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而是刻在人们脑子里的习惯。没有文化的支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只是纸上谈兵。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回中国，我们是否已经具备建立真正包容性制度的条件了呢？坦率来说，恐怕还遥遥无期。 

很多人把制度问题归咎于执政党，但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包容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上层的制度设计，而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和企业，它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民主文化所必需的价值观？ 

中国的家庭里，并没有党组织，但有多少家庭真正实行过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大多数家庭，依然是严格的家长制，父母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强势介入子女的方方面面，从读书、择业到婚恋、生子，子女的个人意志被长期压制，甚至忽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又如何能在社会上真正尊重他人的自由？当一个孩子从小被灌输“听话才能有好日子过”，他长大后，面对一个权威政府，他还会有质疑的能力吗？ 

再看看企业，也没有党直接参与日常管理，但“自由、平等、包容”依然是奢望。多少公司里，劳动法形同虚设，“996”被包装成“奋斗精神”，“PUA式管理”成了默认的职场文化。领导可以任意压榨下属，员工不仅要干活，还要提供“情绪价值”，要溜须拍马、揣摩上意，才能在职场生存。如果连企业内部都无法形成平等的契约精神，那么整个社会如何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如果我们的家庭和企业——这些社会最基本的细胞——都无法实行包容和平等，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建设，也就缺乏最根本的土壤。哪怕有一天迎来了民主选举，民众是否真的会选择推动市场化、自由化、法治化的候选人？还是依然会因为对权威的深深依赖，最终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强权领导者？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权威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对自由和平等的需求。这种心理认同，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审美”——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强势领导，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制约权力的制度。相比之下，那些主张自由市场、强调个人权利、提倡弱政府的候选人，在许多人眼中反而显得“软弱无力”。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民主不是走向自由的保证，反而很可能成为通往更强威权的桥梁。 

中国人要做包容性制度的建设者,可以问问自己, 

第一，能不能控制干涉他人自由的冲动？
在家庭里，父母能不能放下“我是为你好”的控制欲，接受孩子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
在公司里，老板能不能尊重员工的私人时间，不用“加班是奉献”来道德绑架？
在社会上，能不能不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不管是单身、不生娃，还是辞职去环游世界？ 

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而不是所有人都要符合“主流正确”。 

第二，能不能控制侵占别人财产的妄念？
别人的财富就是别人的，能不能不带着“劫富济贫”的正义感去支持随意加税、随意收割企业？
普通人能不能接受，企业家赚得多，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因为他创造了就业、承担了风险？
邻居朋友赚得比自己多，能不能不想着“他拿那么多，应该分点给我”？ 

民主的前提是产权神圣，而不是谁有权力就可以随意分配别人的东西。 

第三，能不能有独立精神，而不崇拜权力？
能不能别把“上面自有安排”当人生信条？能不能偶尔问问：“这个安排到底合不合理？”
能不能不再幻想“明君”，觉得只要换个好领导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能不能凡事不想着权力和关系，而是想着规则和权利？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所谓的民主转型，也许只是又一场轮回。 

感谢来《乔治街22号》做客.中国人笑阿拉伯逃不出独裁和内战的轮回。可在别人眼里，你也是阿拉伯. 

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