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民族发明学:中国的第57个民族——共(产主义)族

民族是天生的，还是被发明的？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固定的，然而，历史、文化、政治认同的塑造，往往比血统和基因更加关键。

本期 22 George Street，我们从民族发明学的角度，探讨汉族、回族的形成机制，以及“共族”是否正在成为中国的第 57 个民族？ 为什么汉族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共同体？回族的民族身份如何由宗教信仰定义，而非血统？而在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以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经济认同，逐步演化为一个民族？

如果回族的认同是宗教信仰，汉族的认同是文化传统，那么推崇共产主义的共族小粉红和老粉红是不是也已经符合种族发明的条件？ 百年之后的人们看现在是不是一段共族政教合一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东德、摩尔多瓦、俄罗斯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政权崩溃，某些政治信仰仍然会以文化的形式长期存续。 那么，共族会不会在未来政治变革之后仍然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像回族一样,最终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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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的民族发明学:中国的第57个民族——共族  

欢迎来到 22 George Street，我是乔治。春节是家庭团聚的时刻，许多家族都会祭拜祠堂,翻阅家谱，或在家庭聚餐时聊起家族的渊源。这些传统承载着人们的身份认同，但在基因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家族和民族？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一个新的种族，以及民族是如何被“发明”的。 

近年来，基因测试技术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盒，解锁自己的基因密码。人们不仅能了解自身的健康风险，还能获取有关遗传潜力的信息，甚至追溯祖先的迁徙路线和种族背景。许多人对自己的血统认知来自家谱或家族口述史，但基因测试能提供更客观的数据。你可能一直以为自己是某个单一民族，但结果可能会显示，你的血统中融合了多个种族。例如，很多北方人会发现自己带有蒙古或中亚血统，不少南方人可能带有东南亚基因成分。 

然而，在中国官方划分的 56 个民族中，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大规模的通婚融合，以及文化认同大于血统认同的现实，基因测试其实无法精准识别许多族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回族。基因检测无法找到“回族基因”，因为回族本身并不是基于血统形成的“民族”，而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群体。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同治陕甘回乱（1862-1877年）。这场战争持续 12 年，造成了 1500 万至 2000 万汉民死亡，回族人口损失约 500 万。战乱过后，随着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西北，原本的回族社区被其他族群的移民取代。许多新移民为了适应当地文化环境，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并逐渐融入回族社群，形成新的回族身份。 

这与基因学上的民族认同完全不同。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认同常常基于共同血缘、语言和文化，但回族的核心认同不是遗传基因，而是宗教信仰。因此，在基因测试中，回族的基因成分高度多样化，无法像某些封闭族群那样被精准区分。回族的遗传成分涉及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汉族、藏族等多个族群，不同地区的回族，其基因背景差异极大。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回族基因”。尽管中国官方将回族列为 56 个民族之一，但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回族的形成模式更接近于一个宗教群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 

回族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许多民族由于长期的文化融合, 社会变迁和高度通婚，基因已经趋同，因此在基因测试中难以区分。比如： 

• 满族曾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民族，拥有独特的语言和习俗。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深入，满族高度汉化，导致其基因与汉族融合。如今，大多满族人已经无法通过基因测试区分。
• 还有赫哲族、鄂伦春族、土家族、壮族等, 这些民族在基因上高度混合，难以找到清晰的遗传标记。

相反，基因测试能够明显识别出的民族，通常是那些相对封闭, 通婚率较低，且基因特征稳定的族群，比如维吾尔族和藏族.

由此可见，民族认同并不一定与基因相关，而是文化、宗教、语言、历史记忆共同构建的身份认同。基因可以揭示我们的祖源，但它无法解释民族身份的复杂性。很多人认为民族是固定不变的，但实际上，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许多今天被视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上可能是同一个群体，反之亦然。

和回族类似,汉族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高度人为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民族身份的认定往往并不依赖于血统，而是取决于文化认同和法律身份。

举个例子，如果一位非洲黑人，或者欧洲白人，加入了中国国籍，拿到了中国身份证，在“民族”一栏，他通常会被归类为汉族。这说明，只要一个外国人愿意融入中国社会、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他就可以被视为汉族和中华民族。因此，基因测序无法用固定的遗传特征来定义“汉族”，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认同体系。

这正符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的“民族发明学（Invented Traditions）”理论。他指出，许多看似古老的民族传统，实际上是现代国家出于政治和社会需求而人为创造的。中国的民族划分，同样带有这种人为构建的特征，而这一套分类方式直接照搬了苏联的民族理论。

苏联的民族政策并不是单纯出于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政治控制。在 1913 年，斯大林提出，一个民族必须满足四个标准：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

通过这一民族划分体系，苏联政府能够将不同的族群归入固定的身份类别，并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统治。这种模式后来被用于构建苏联加盟共和国制度，以及类似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

中国在 20 世纪进行民族划分时，继承了苏联的这一模式，通过民族识别，将所有人群归入 56 个民族类别中，使民族身份从原本的文化认同，变成了一种官方身份认同。

在当今社会，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 讨论性别认同时，人们接受性别流动性，即个体的性别认知可以是变化的。但事实上，民族身份在历史上同样是流动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汉族的概念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才被固定下来，在明朝时期，“汉人”成为所有非蒙古、非满洲群体的统称，而清朝满族入主中原后，统治者为了维持满人特权，实施了“满汉分治”，强化了“汉族”与“满族”的区别。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强调“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以反对满清统治。这一时期，汉族的民族身份被进一步固化，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被塑造成一个单一民族的概念。

然而汉族的边界在历史上是不断扩展的。许多今天被认为是汉族的人，实际上是历史上其他民族逐渐被汉化的结果。
 

• 北方的汉族，很大一部分是由鲜卑、契丹、蒙古人等草原民族在中原定居后，同化为汉族的。
• 南方的汉族，则包含了大量古代百越族群（如南越、闽越），他们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文化体系，后被中原王朝纳入，并逐渐汉化。

从基因角度来看，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的遗传特征差异极大。此外，普通话直到 20 世纪才被推广，在此之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汉族使用的方言，甚至互相无法沟通。这说明，所谓的“汉族”长期以来并非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文化认同不断扩展、政治塑造强化的结果。

总结来说，汉族和中华民族并不是固定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上不断演变、被塑造、被强化的文化共同体。它的形成过程，正是民族发明学的典型案例,





既然民族是被社会、政治、历史塑造出来的,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正在形成的第57个民族,——“共族”，或者说“红族”。

在民族发明学的框架下，一个群体的形成，往往并不依赖于血统，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认同和行政需求塑造而成。如果回族这样一个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群体可以被官方定义为一个民族，那么，以极端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为核心的“共族”，也完全符合民族的构建逻辑.

“共族” 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的群体。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极端管控政策，并坚定地相信“东升西降” 的论调。他们不仅仅是一群支持某种政治理念的人，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社会行为和经济认知的群体。

他们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并且在文革、疫情封控、政治宣传等事件中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态度和行动方式。按照民族发明学的理论，一个民族通常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而共族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信仰体系：共族的政治信仰已经接近宗教.

在民族构建中，共同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回族的核心认同来自伊斯兰教，而共族的核心认同则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他们相信：
 

• 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正确，资本主义是邪恶的。
• 国家必须严格控制社会，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
• 市场经济是罪恶的，计划经济才是公平的。
• 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言论都应该被批斗、举报。

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观点，而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信仰体系，它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道德标准，和社会关系。



第二，语言体系：共族的独特政治语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言，也会发展出独特的表达方式。

回族的主要语言是汉语，但在某些地区，他们仍然使兰银回语，或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词汇。而共族，虽然也使用汉语，但他们的话语体系带有极强的政治化倾向，并且成为身份认同的象征。
 
典型的共族话语包括：
 

• “西方已是垂死的帝国主义”
• “动态清零是最先进的防疫政策”
• “资本家都是剥削者”
• “只有公有制才能让人民幸福”

这些语言不仅仅是政治宣传，更是一种 区分“我们”和“敌人”的方式，就像宗教中的教义一样。



第三，经济模式：反对市场经济，信奉计划经济.

民族认同往往伴随着特定的经济模式，共族的经济观念，与支持市场经济的群体完全不同。
 

• 回族的经济模式：传统上以商人为主，形成了独立的经济网络，历史上有许多回族商帮。
• 共族的经济认同：他们普遍反对市场经济，倾向于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怀念文革时期的“大锅饭”。他们的经济观念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支持公私合营、反对资本市场，甚至认为“共同富裕”应该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实现。

第四，社会行为：举报、批斗、政治表态成为文化习俗

民族往往有自己的文化习俗，比如回族清真饮食、每日礼拜、定期去清真寺等。而共族的行为模式，也具有类似的“文化习俗”：
 

• 热衷于举报他人，认为这是“政治正确”的表现，比如举报私企老板、举报不忠诚的官员、举报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论。
• 喜欢集体批斗，在网络上围攻不同政见者，组织集体声讨。
• 通过政治表态来展现忠诚，比如“学习强国”打卡, 在社交媒体上高喊口号，甚至积极参与政治宣传活动。

这些行为模式，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立场，而更像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表现。
 


第五，共同的历史叙事：英雄与敌人划分清晰

民族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一套特定的历史叙事。
 

• 回族的民族历史有郑和的远航、西域文化交流等。
• 共族的历史观：他们相信“文革是伟大的”、“计划经济是辉煌的”、“西方在衰落，而中国在崛起”。

这些历史叙事，不仅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从民族发明学的角度来看，共族完全具备成为民族的基础条件。他们不仅在信仰、语言、经济模式、社会行为和历史认同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体系，而且具有一定的地域集中度.

尽管如此,有人可能还会质疑：“共族的存在只是因为政治强权的裹挟，一旦政权崩溃，他们的信仰就会自动改变。”. 这个观点听上去合理，但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共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深入社会结构，它的影响可以超越政权本身，脱离于政权独立存在。

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德国.尽管东西德早在 1990 年早已统一，但东德的经济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于西部，更重要的是，东德居民对社会主义理念仍然持有相对较高的认可度。这种文化上的隔阂，甚至在年轻一代中依然明显——很多东德人依然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体系，甚至对共产主义抱有一定的情感认同。这也导致如今德国东部的经济活力远远低于西部. 这说明社会主义信仰并不仅仅是政权的产物，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即便政权消失，曾经受到这种政治文化塑造的人群，并不会立刻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再来看摩尔多瓦。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理论上有机会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比如加入欧盟,引入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但现实情况是许多地区仍然自愿保留着苏联时期的象征，比如悬挂列宁像，在政治上拒绝融入欧盟。意识形态一旦深植于社会结构，就会长期影响当地人的民族认同和政治立场。他们对苏联的认同，不只是对一个政权的怀念，更是对一个社会模式、价值体系的认同。

俄罗斯也典型的案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的政治文化，而是以“强权国家主义”的形式重新包装。今天的俄罗斯政府，虽然不再是严格的共产党政权，但它依然继承了苏联的高度集权模式。在今天的俄罗斯，列宁、斯大林的形象依然被官方塑造为伟人，苏联解体被描述为“20 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

这种思维方式，与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全面去纳粹化、去军国主义化形成鲜明对比。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显然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共族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政治，它正在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民族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族”并不一定随着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权的崩溃而消失。它的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行为模式，已经在特定群体中深深扎根，即便未来政治环境变化，他们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在。

按照民族发明学的逻辑，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足够强大，并且能通过制度、教育、社会控制长期延续，它最终可能会固化为一个民族群体，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化、苏联的共产党文化，甚至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国家，都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虽然共族尚未被官方确定为一个种族,但是百年之后的人来看历史,可能对现在的解读是一种共族政教合一的阶段.

在政治学的定义中，政教合一指的是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并且该信仰体系被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换句话说，国家不仅是一个行政体系，也是一个信仰体系。如果我们用这一标准来观察中国，会发现它已经具备了许多神权国家的特征，而主导这一体系的人，未来可能会被后人称为“共族”。

首先是 统一信仰体系。各种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信仰，就像宗教经典一样，被系统化地传授，并要求全民接受。其次，政治权威即宗教权威，党的领导人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扮演类似教皇的“精神领袖”的角色，塑造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统性。

这种体系的运行方式也符合政教合一国家的特征，比如教义指导社会生活，政府宣传“党领导一切”，从经济、疫情防控，到道德伦理、文化生产，所有领域都必须符合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排斥异端思想，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都会被打压，比如自由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等，都被视为“西方错误思想”或“反动言论”。

甚至连政治仪式也具有宗教特征。党代会、入党宣誓、红色旅游、学习强国打卡、清明节祭扫烈士，这些活动的本质已经超越了行政功能，而更接近于“信仰仪式”，帮助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的精神认同。

从这些特征来看，当代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体系，更像是一个政治—宗教共同体，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将这个时期归类为“共族政教合一时代”。

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这一时期，他们可能会总结出“共族”政权建立的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是 意图期,（1949到1976年），即信仰的建立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列主义成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发展为一种个人崇拜，党组织的权威类似于神权，群众的革命狂热则与宗教狂热极为相似。

第二阶段，是 沉寂期,（1978到2012年），也就是世俗化和复苏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增长，而非政治信仰。尽管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有所松动，但它依然被保留在教育体系、军队和政府机构中，等待合适的时机复苏。

第三阶段，是 复兴期,（2012年之后），信仰回归，体制巩固。2012年后，国家重新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忠诚度再次成为衡量干部和普通民众的重要标准.这一阶段的特征类似于历史上的神权国家强化信仰控制的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形成了“共族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

未来的人们站在2125年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今天，很可能会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共族政教合一时代”，类似于我们今天回顾欧洲中世纪的教权统治或者中东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或许，未来的历史课本会这样写：

“21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从经济自由化到政教合一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时期，由‘共族’主导的政权成功地将共产主义信仰强化为国家宗教，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政治宣传、忠诚仪式、社会监管与经济模式共同塑造了这一政体，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红色神权国家’。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体系面临经济挑战与社会矛盾，其最终命运仍取决于内部改革与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虽然共族不再掌握权力,他们可能会更加追求正式民族化, 争取相应的政治、经济权益，例如成立山河四声的“红色自治州”,还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类似于摩尔多瓦这样怀念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精神上抱团取暖.
 
你怎么看你身边的共族？我是乔治，感谢收听 乔治街22号播客，我们下期再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