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与嫉妒：中国人的精神体操

欢迎收听本期《22 George Street》。在中文互联网的世界里，“举报”这个词的频繁出现,可能也包括本播客的留言区. 举报已经成为中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无论是在网络还是现实，“举报”所代表的行为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规则监督，成为一个复杂的中国文化符号。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中国的举报文化，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这一现象与中国人深层次的心理文化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举报文化在中国不仅没有被抵制，反而被利用为打击异己和发泄心理不满的有力工具？从哲学角度看，零和思维让人们将成功视为对自己资源的威胁；从历史角度看，科举制度和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培育了揭发对手的心理惯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差序格局下的关系竞争将嫉妒心理渗透到人际网络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制度中本已压迫性的举报机制得以与人们的心理共振，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宣泄的渠道。通过回顾从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到文革，再到当下“反间谍”的政治运动，我们将解读举报文化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形成制度化和心理化的双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会揭示这一机制如何让政府坐收渔翁之利，同时让人们乐此不疲地在互害中加剧社会的不信任和矛盾。举报，究竟是政治的控制工具，还是深层文化心理的投射？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全面剖析，本期节目将为你展现一幅复杂又令人深思的中国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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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听《22 George Street》，我是你的朋友乔治。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中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举报。在中文媒体、论坛，短视频的评论区，举报,“要举报”, “已举报”这样的词语几乎无处不在。有趣的是，在其他语言的论坛中，这种表达的出现几乎是零。那么，为什么举报文化如此盛行于中国？举报背后又隐含了怎样的文化逻辑和社会心理？这一期播客，我们从举报的制度背景开始，为你解读这项特殊的“精神体操”。

让我们先把视角拉回历史。举报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深厚的制度根基和意识形态背景。从苏联到东德，再到中国，举报行为一直被塑造成“对国家忠诚”和“对集体负责”的象征。在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恐吓和宣传动员普通公民相互监视和揭发。到东德解体时，约17万人直接或间接为史塔西工作，相当于每50人中就有一个线人。整个社会因此陷入普遍的不信任与恐惧之中。

而在古巴，社区“防御委员会”将监视和举报制度化；在朝鲜，哪怕是对领袖的不敬言论都可能被邻居或亲属举报，后果往往是全家三代被流放或送往劳动营。在中国，举报文化则在土地改革和反右运动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揭发地主或“右派”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种获取经济或社会利益的手段。文革时期，这种文化进一步被推向极端，家人、朋友之间的相互揭发已是常态，造成了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以及无数人身心上的永久创伤。

虽然改革开放一度让这种文化有所收敛，但近年来，举报文化正在以新的形式回归。在“反间谍”和“抓特务”等政治运动中，举报被赋予了经济奖励和政治正确的新意义。举报可领50万的宣传随处可见，政府试图通过强化社会监督来维持秩序。与此同时，举报也渗透到道德审查的领域，比如前体操冠军吴柳芳因跳舞视频被举报为“不正经”。这种举报行为，表面上是为了维护社会规范，实际上却深深根植于对他人生活方式的不满与干涉。

中国举报文化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远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制度的设计，更因为举报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共振。中国人对阶级差序的执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嫉妒心理，使得举报在中国成为了一种天然的社会行为工具。在此前的节目中，我谈到，中国的阶级差序文化并不只是下级单向迎合上级的过程。事实上，下级也会择机利用举报等方式，扭转与上级的关系，尝试建立高于对方的地位。

这一点尤其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互害,和“看别人倒霉”,这两件事有着特别的兴趣。举报文化的核心不仅是服从制度，更是一种心理宣泄的方式。而这背后，隐藏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深深根植的嫉妒心理。

嫉妒是灵长类动物比较普遍的一种情感，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心理似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渗透进社会结构和文化行为，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国人为什么对他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

第一,： 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零和思维是强烈嫉妒心理的重要哲学来源。在零和思维的框架下，社会资源被视为一块固定的蛋糕，一个人多分一块，就意味着别人少一块。这种观念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西方强调创造和共享的思想截然不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表达了对社会平衡的渴望，而非对创新或增量的追求。同样，法家的治理思维也以压制个体和强化集体控制为核心，这进一步加深了零和观念在社会中的影响。

这种零和思维使得人们对成功者格外敏感。成功者被看作是破坏“平衡”的存在，嫉妒心理驱使人们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削弱成功者，而不是提升自己。当个人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实现成功时，打击他人便成为一种心理宣泄的方式。在现代中国，这种现象尤为突出，通过举报和揭发，社会成员可以在心理上“拉平”差距，重新获得某种平衡感。

第二,：从历史角度看，科举制度是中国社会高度竞争文化的重要催化剂，也成为了嫉妒心理的温床。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赢者通吃”的机制，考中功名者可以跻身官僚体系，享受巨大的社会资源，而落榜者则可能终生被困于底层。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模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和敌意。

在这样的环境中，揭发和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并不罕见。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高度等级化进一步限制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性的缺失让人们对“均贫富”有了强烈的心理认同，而那些通过努力或机遇成功跨越阶层的人，反而被视为冒犯了其他人的“公平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成功不再是值得仰慕的对象，而是嫉妒和敌视的目标。这种心理惯性甚至延续至今，形成了中国“幸灾乐祸”的文化传统。

第三,：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嫉妒心理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人际关系以个体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形成同心圆。这种关系模式下，个体之间的社会竞争尤为激烈，尤其是在近距离的圈子内。成功者往往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地位和资源被视为对其他人心理平衡的威胁。

正是这种心理和制度深度耦合，举报在中国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摒弃. 政府在制度设计上洞察和利用了中国人的嫉妒心理。举报行为在表面上被包装为维护秩序、遵守法律甚至弘扬正义的行为，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精巧的社会控制手段。通过举报，人们可以借助制度的力量打击竞争对手、邻居、同事，甚至身边的亲人。政府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高高在上地审视着被举报的对象，却并不在乎干预举报者的动机。

举报文化的核心在于其赋予举报者一种“道德优越感”。当某人通过举报“揭露”他人时，他们会感觉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甚至成为了正义的化身。而实际上，很多举报行为背后不过是嫉妒心的驱动。举报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心理宣泄方式，让人们通过制度手段公开表达对他人的不满。正因如此，举报文化在中国并未成为社会批判压迫性制度的工具，而是被广泛用来强化彼此之间的竞争和敌意。

其次，举报行为的兴盛让政府坐收渔翁之利。通过鼓励举报，政府不仅强化了对社会的掌控力，还分散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当举报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对制度本身的质疑，而是转向了对身边人的防范与敌意。政府无需直接出手，仅需为举报行为提供便利和制度背书，便能将社会矛盾内化为人际冲突。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乃至当代“抓间谍”运动中的巨额奖金，都体现了这种制度策略。举报让社会处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紧张与监视中，而专制政府则成为这场戏剧的幕后导演。

最后，举报文化让中国社会在“互害”的陷阱中恶性循环。举报行为不仅没有削弱嫉妒的心理基础，反而强化了这种心理的存在。举报者通过举报行为获得了一时的心理满足，而被举报者则可能因不公的对待而愤懑不平,伺机报复。这种不信任和敌意的循环不断加剧，让社会变得更加分裂与脆弱。尤其是在如今经济下行,资源愈发有限的情况下，举报行为往往被用作竞争的手段，让本已濒临崩溃的社会关系雪上加霜。

举报制度和嫉妒文化在中国的完美结合，让压迫性制度难以被反思，还让普通人在相互打击中彼此消耗. 政府从这种互害文化中获益，疲民,弱民,辱民。中国人却完全不自知,媒体在网络评论上输入无数次的,举报,要举报,在举报,已举报,还乐此不疲地,却注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将充满更多的曲折.

感谢收听《乔治街22号》. 欢迎与我分享你的洞察和思考,我从留言中学到很多。欢迎分享本播客给你独立思考的朋友,给你们再多一个远离老中的理由。下期再见，让我们继续保持思考的勇气,C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