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George Street
"22 George Street" is a podcast that delves into the intriguing world wher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tersect. It explores the stories and insights behind family businesses that break conventions and dare to innovate, ultimately making a mark on the global business stage. Through compelling storytelling and in-depth analysis, "
"22 George Street" es un podcast que explora el fascinante mundo donde se encuentran la tradición y la innovación. Ofrece historias e ideas detrás de los negocios familiares que desafían las convenciones y se atreven a innovar, dejando una huella en el escenario empresarial global.
在《乔治街22号》播客中,我们探究的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经济或是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这里,我们试图跨越学科边界,触及文化、历史、艺术乃至哲学等众多领域。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力图为您带来不同的思维火花,无论是通过深度对话、独到见解还是灵感故事,都旨在激励每一位听众深入反思和积极探索。
22 George Street
为什么要远离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脱钩与去风险
在当今全球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与中国脱钩”已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然而,脱钩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策略,也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本期《22 George Street》深入探讨了与中国人交往可能带来的隐性风险,并从文化、社会和政治多个维度剖析这些风险的来源。我们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如何塑造了人际交往中的工具性逻辑、等级框架以及对一致性的极端要求。这种交往方式不仅让互动充满紧张和不确定性,更可能引发误解和冲突。通过引入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本期节目探讨了为什么远离老中并不是种族歧视或偏见,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和现实的选择。面对高度工具化的关系模式、举报文化的盛行以及对权力的崇拜,如何通过审慎的交往策略来降低个人风险?如果你正试图理解在跨文化交往中的困境与挑战,本期节目将为你提供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为什么要远离中国人?
欢迎来到《22 George Street》,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当今国际社会正加速与中国脱钩,以降低风险。这种脱钩涵盖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各国纷纷推进“友岸外包”,减少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在科技领域,美国和欧盟通过限制技术出口,而政治上“战狼外交”与意识形态冲突则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愈加孤立。文化方面,民族主义和审查制度的高压让中外交流趋于单向化,西方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下降。
这种脱钩不仅是经济调整,更是对系统性风险的重新评估。国家选择脱钩是为了降低潜在威胁,个人是否也应该从中获得启示,重新审视与某些文化和思想特征鲜明人群的互动?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为什么要远离“老中”。
什么是“老中”?这个词并不单指某个年龄段的人,而是指那些典型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人。他们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社会逻辑中,自命不凡却思想僵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种人曾一度被边缘化;而如今,他们的思维模式随着社会氛围的变化再次成为主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仅难以收获精神上的愉悦,甚至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为什么说中国人整体上显得“无趣”?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在思想深度与独立性方面,中国人更倾向于接受既定的权威或主流观点,而缺乏对哲学、人生意义等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中国的教育系统注重统一答案和机械记忆,这种模式压制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使得思想更加实用化,而非多样化或深刻化。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启蒙思想则鼓励对权威的质疑和对复杂问题的探讨,这让外国人的思想表达更加自由和多样化。
其次,中国社会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接受度较低。长期的文化统一让个性化表达被视为“不合群”。在这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趋于同质化,生活方式显得单调而乏味。相比之下,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外国人往往更擅长接受和探索不同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以及兴趣爱好,因此,他们的文化气质显得更加丰富和立体。
在幽默感和表达方式上,中国人的幽默往往依赖特定的语境和文化背景,而外国人的幽默更倾向于讽刺、夸张或荒诞,这些风格能够跨越文化边界,产生更广泛的共鸣。兴趣爱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差异点。中国人通常专注于与实用目标相关的活动,例如升职、赚钱或履行家庭责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探索。而外国人则更倾向于追求多样化的兴趣,比如极限运动或哲学讨论,这让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加丰富。
此外,中国人在建立人际关系时,更倾向于功利性互动。这种关系的核心是资源交换,而非基于共同兴趣或思想共鸣的联结。这种工具化的关系模式往往让人与人的互动失去了深度和趣味性。而在外国文化中,关系更多基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认同,因此互动形式更加多样且充满乐趣。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对权力的迷恋让人际互动充满了紧张感。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权力占据核心位置,导致社会关系缺乏平等性。这种对权力的执着,使得人际互动更多是功利性的较量,而非平等和尊重的交流。相比之下,外国社会更强调通过创造力和思想深度展示个人价值,轻松而平等的交流让互动更加愉快和有趣。
总的来说,中国人“无趣”的背后是思想统一、实用主义导向以及对多样性的排斥。这种文化环境抑制了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和人际互动变得单调。要成为一个更有趣的社会,中国需要鼓励更多的独立思考,接受多样性,并培养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追求。这不仅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深度,也会让整个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和老中打交道有三个风险点.
第一,老中对一致性的强烈期待,要求他人包括外国人,与官方叙事和官方立场保持一致。然而,这种要求本身既不现实,也充满矛盾,因为官方的政策和立场经常发生180度转变。
从改革开放到共同富裕; 从只生一个到提倡三胎; 从“动态清零”到全面放开;从 “共同开发”到“自古以来”。即便是老中自己转得也头晕,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然而,老中却仍然用“爱国主义”的逻辑来评判他人。这种期待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的“君父观念”,即统治者被视为父亲,必须绝对服从。这种权威依附心理导致任何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立场都被看作是对国家的冒犯。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对政策一致性的追求,更是对绝对忠诚的一种要求。
这种心理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举报文化”得到了延续。文革时期,举报被视为政治正确的行为,甚至亲友之间因一句话就可能反目成仇。当代,网络赋予了这种行为新的舞台。公众人物或学者在中国发表支持自由民主、LGBT群体或其他与官方立场不符的言论,往往会引发舆论攻击,甚至批斗。一些国际品牌因支持特定新疆等群体或发表中立立场的言论而遭遇中国市场的抵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体现。
举报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对“敌我逻辑”的强化。根据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的理论,敌我逻辑是一种极端的二元思维方式,在这种逻辑下,任何“不一致”都会被视为“敌对”。这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尤为突出。它强化了集体对外的排他性,使得老中的行为充满雷点,任何话题稍与官方立场不一致就可能冒犯他们。从中医到历史,从香港到台湾,从新疆到少数民族,话题的禁忌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
这种氛围是官方有意为之,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冲突理论”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他指出,冲突能够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但代价是牺牲了对外部的信任和交流。在中国社会中,这种内部凝聚力通过对外一致性的严格要求表现出来。然而,代价是对外界文化和思想的强烈排斥,使得跨文化交流变得异常复杂。对外国人而言,与老中的互动不仅令人费解,更可能因观点不符而无端招致攻击,甚至义和团式的伤害.
第二个与老中交往的风险点在于,他们往往倾向于将他人纳入一种以等级为核心的关系框架。这种框架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逻辑,而非平等和相互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等级观念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中,不仅支配着家庭和组织内部的关系,还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接触点。
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对等级秩序的理论支持。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明确界定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角色和责任。这种思想通过礼教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为规范人际关系的核心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长者、职位更高者、权力更大者天然被认为应受到更多的尊重,而年轻人或下属则被期待表现出谦卑和服从。这种关系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服从来维护秩序,而非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在现代社会,这种等级框架依然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职场上,领导往往期望下属无条件服从,即便这种服从已经超出了正常工作的范围。在跨文化交往中,这种等级意识被用来判断他人是否“懂规矩”。例如,外国人是否在互动中表现出对“中国式面子”的关照,是否主动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如果外国人表现得过于独立或直接,甚至拒绝接受这种框架,他们可能会被视为“不懂事”或“傲慢”。
然而,这种等级框架的运作并不只是为了秩序,更多是一种工具化的关系处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人通过关系确认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基于平等和尊重建立联系。如果对方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规则预期,或者拒绝被纳入等级框架,他们往往会感到冒犯。例如,在职场上,一位外国同事如果没有按照中国的“职场礼仪”向上级示好,就可能被认为缺乏“人情味”。在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中,“友谊”常常被定义为权力关系的确认,而非纯粹的情感纽带。
从哲学角度看,这种行为模式可以用尼采的“主奴关系”理论来解释。尼采指出,在主奴关系中,主导者通过控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来实现自己的优越感,而被控制者通过服从来确认自己的地位。这种逻辑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塑造了人们对权力的执念,也让平等关系的建立变得困难重重。
这种等级框架让与老中交往充满了紧张感和误解。对于习惯了平等交往模式的人来说,这种上下尊卑的框架显得既僵化又令人不适。它不仅限制了情感的真实表达,还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沉重。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框架的人,他们的独立性和原则往往会被误解为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甚至冒犯。对于那些不愿卷入这种复杂关系网络的人,或许最好的选择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陷入层层人情的束缚和误解中。
与老中交往的第三个风险点在于,他们建立关系的方式往往是工具性的。这种关系模式并非基于纯粹的情感联结或对彼此兴趣的尊重,而是更多地将人际关系视为获取资源和便利的手段。在这种模式中,友谊和人际互动被功能化,其核心目的在于“利用”而非“交流”。
这种工具性关系的特征在于对功利性的高度依赖。如果一个人不能提供规章制度之外的好处,比如通过特权绕开规则,或利用资源帮助解决问题,就会被视为“无用”。更糟糕的是,当这种期望未被满足时,交往方往往会表现出怨恨和不满。例如,一些中国人在与外国朋友建立关系时,初期可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往往与他们对实际利益的期待挂钩。一旦发现对方无法满足这些期待,就会抱怨对方“冷漠”或“不够意思”。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缺乏情感基础,而是以“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为出发点。
工具性关系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中对“关系”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对此有深入解析。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实际利益的资源,而中国的关系文化正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文化中,通过建立和利用关系网络获取资源被视为社会成功的关键。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是否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或便利,而非基于个性、能力或情感的相互认同。这种关系处理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高度功利化。
工具性关系还与中国社会中规则的模糊性密切相关。在一个规则并不透明且执法经常随意的社会中,绕开规则成为许多人的生存策略,而关系网络则是实现这一策略的重要工具。这种环境进一步强化了工具性关系的普遍性。例如,在某些严苛的制度下,一些中国人可能期待外国朋友利用资源为他们提供帮助,比如申请签证或规避限制。如果对方拒绝,即便理由合理,这种行为也可能被解读为“缺乏真诚”或“不够朋友”。这样的认知差异导致了潜在的摩擦和不信任。
这种工具性关系模式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异常疲惫。因为它的核心不在于相互的理解和支持,而是以利益为目的的短期合作。一旦这种利益需求消失,关系也会随之瓦解。这种模式缺乏情感深度,也让人难以建立真正持久的信任。例如,当中国人无法从一个关系中获取利益时,这段关系往往会迅速恶化。对于外国人来说,这种行为可能被误解为冷漠或敌意,进一步加剧了跨文化交往的复杂性。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规则灵活性”也增加了交往的风险。在许多情况下,规则并非被视为必须遵守的准则,而是可以根据环境和利益调整的工具。这种对规则的模糊态度在跨文化交往中表现为对底线和边界的不同理解。例如,在商业合作中,外国人可能希望严格遵循合同条款,而中国人则可能视合同为“参考”,随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这种差异常常导致关系破裂和信任丧失。
当老中和你“礼尚往来”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 但在中国高度功利化的关系中,“礼”的本质实际上是利益交换,而非真诚的相互关怀。与其冒险陷入这种功利化的风险中,不如选择更加开放、平等和尊重的交往模式,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
远离中国人并不是出于种族歧视或麦卡锡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风险评估的理性选择。这里的“老中”并非泛指所有拥有中国背景的人,而是特指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模式影响、无法在跨文化交往中展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人群。这种选择更多关乎个体交往中的风险管理,而非对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排斥。
而且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很多拥抱现代文明和启蒙思想的人,只是放在十四亿人口的大背景下,如同大海捞针。他们往往因为社会环境的压迫与不安全感,而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轻易与人深入交往。这种隐藏不仅是出于自我保护,也是因为中国社会整体对独立思想和多样性的容忍度极低。在这种环境中,能够找到可以坦诚交流的人变得异常困难。这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显得稀缺,也让交往的成本大幅增加。与其耗费精力寻找,不如将时间和资源用于提升自己。
选择与人交往的基础在于互相成就与启发,而不是仅仅为了克服孤独或寻找共鸣。如果你身在中国,尤其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与其试图改变或者依赖他人,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个真正接受启蒙思想的人。通过自我反思、阅读和学习,逐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培养理性与批判性思维,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注入更多的自由和深度。
而如果你已经身处国外,那就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去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丰富自己的视野与内心。通过接触不同的社会体系与思想流派,结识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朋友,你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同时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老中或许是每个中国人的来路,但它未必是归途。真正的精神归宿在于探索和自由,而非局限在单一的文化圈层中。
感谢你收听本期《乔治街22号》。欢迎你将播客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在与中欧人打交道的时候谨慎老中风险。下期再见,C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