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如何化解“政治性抑郁”？

在当今社会动荡与信息封锁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无力感，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这种情绪被称为“政治性抑郁”，它影响着无数人，甚至远在海外的华人也未能幸免。那么，如何摆脱这种无助的心理状态？在本期22 George Street，我们深入探讨了三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从接受现实、尊重他人选择，到最终发展独立的人格。我们将借助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帮助你走出抑郁的泥沼，找到内心的自由与力量。启蒙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绑架，让我们一起寻找通往自我解放的道路。欢迎收听这期节目，走向更清醒、更自由的内心世界。

Transcript

欢迎来到22 George Street，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政治性抑郁”这个现象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管控，信息封锁和经济失速让许多人将这一情绪状态作为对自己内心困境的描述。连“白纸运动”抗议的方式，都充满了抑郁的绝望。不少身在海外的华人也感受到了对中国未来的无力感和失控感。这在心理学上符合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习得性无助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经历了重复的、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后，表现出消极、无助的心理状态。今天的节目里，我为大家分享三个积极应对和克服这种情绪的方法。

第一，从历史认清现实。

许多人陷入政治性抑郁的根源，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期望落空，觉得国家的崛起就差最后的“临门一脚”，这种挫败感带来的是一种深深的遗憾。但不得不说，这种期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简单地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弥补历史欠账的后发优势看作是一个可以持续的过程。这种误解还基于官方叙事对于中国历史的涂脂抹粉和对民族复兴的叙事。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长期受制于马尔萨斯陷阱，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个人权利，科学思想等各项文明指标都差强人意。随着工业革命，大分流到来，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在这一波全球性的经济变革中被远远抛在后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通过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摆脱了长期困扰的贫困和马尔萨斯陷阱。但中国的发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缺乏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带来的文明基础，无法形成足够的自发秩序支撑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回到重复悲剧的历史路径依赖几乎是一种必然。“中华民族复兴”仅是一种当代政治叙事中的虚构。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初才由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解历史的真相，就更容易接受现在的结果----它们与黑格尔所洞察的一脉相承。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其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否定了所谓的“无知理论”。无知理论认为国家贫困或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领导者知识水平不够，未能理解包容性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他们揭示的真相是，领导者其实深知包容性制度的作用，然而，他们出于维护权力和财富的垄断，刻意选择了榨取型制度。也就是说，国家失败并非因为领导者无知，而是因为精英集团有意阻碍改革，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榨取性制度是这些精英用来控制资源和巩固权力的工具。例如，在塞拉利昂，统治精英通过控制钻石资源，维持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地位。尽管推行更合理的经济政策----如博茨瓦纳那样----可能让整个国家受益，但这些精英选择阻止改革，以确保钻石血脉代代相传。中国现在只是回到了与文化和制度相匹配的历史路径，并没有什么遗憾可言，甚至比起未来继续反复上演的各种历史悲剧，现在反倒是最好的时光。

第二：从基因尊重选择。

启蒙与专制思维并无绝对高低之分，它们只是价值偏好的不同体现。现有的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国人基于其自身利益、需求和经验选择的最大公约数。集体主义对应个人主义、剥削对应反抗、权力依附对应人格独立，哪个是哪个的反义词在人类社会中早已是常识，并不需要启蒙者来告知中国人。多数中国人深知权力的弊端，也饱受专制千年不断的铁拳，但他们依然支持现有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

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剥削的痛苦，而是他们明白，一旦等级制度消失，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失去剥削他人的机会。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从维护现有制度中看到了潜在的利益，即便这种利益是在不公平的权力结构中产生的。中国人基于他们的现实生活、社会经验和文化背景，理性选择了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其需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理解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何一些人怀念文革、封城和义和团运动；拥护文字狱，闭关锁国和焚书坑儒。他们尽管可能也遭受了痛苦，却从中获得了更大的社会认同和个人满足。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他们依然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更值得注意的是，启蒙中国人是在与基因做对抗。社会遗传学研究揭示了同理心、独立精神等性格特质的遗传基础。基因的表达对个体的行为模式、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偏好有着深远影响。长时间处于专制社会中的群体，其文化、制度和社会环境已经对中国人个体的基因表达产生了筛选效应。那些顺从性较强、适应集体主义的人更有可能获得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具有独立精神、挑战权威的特质则可能逐渐被边缘化和消灭。这种基因与文化的双重筛选，进一步否定了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大清国人人有病”是孙中山针对清末中国社会现象发表的一句著名评论。中国需要的不是思想的启蒙，而社会运动悲剧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正如卢梭所提出的那样，个体应当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这同样包括拒绝被启蒙的权利。每个人对自由、理性和尊严的需求各不尽相同，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接受并祝福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他们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他们过上与自己心理和社会需求相匹配的生活，也是一种自由的体现。

第三：从独立获得自由。

当你能够接受现实并尊重他人命运，你的政治抑郁已经缓解了一半。而要彻底摆脱这种情绪，关键在于发展独立的人格。这是解决政治抑郁的最终之道。

存在主义学派认为，个体的自由并不是由外部世界赋予的，而是通过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来实现的。无论你身处何种社会背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行动和创造赋予生活以独特的意义。与此相呼应，人文主义强调，个体的价值并不需要依附于集体或国家的命运。比如，但丁倡导通过个人的思考和创造力来寻求自我实现，告别对权威的依附；蒙田则鼓励通过丰富内心来获得精神自由；而康德主张，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是摆脱外部控制、实现真正自由的途径。

既然个体可以通过学习、思考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理性探索来实现内心的自由，那么，如何开始这一过程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1. 首先，尝试把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反思进行总结，哪怕是一些零散的片段。这是开启独立人格发展的第一步----认识自己，了解内心真实的想法。

2. 基于总结的只言片语，去寻找相应的启蒙知识和理论。理论作为思维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不仅让你的思想如虎添翼，还能避免中文的语意不清。比如批判精神与文革大字报和现在网络暴力中对他人的批判有何不同？独立精神与自我中心的区别在哪里？人文主义与儒家仁爱的说辞为什么不是一回事？通过正确的知识和理论，我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启蒙思想。

3. 现代社会提供了无数工具来帮助我们扩展个人的边界。无论是通过阅读、创作，还是多学几门外语，我们都可以超越眼前的现实局限，开拓自己的精神世界。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个体依然能够通过追求意义和价值，找到生存的动力和心理上的自由。弗兰克尔在《活出意义来》说，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个体依然可以通过行动和创造，赋予生活以独特的意义。

当你的人格愈加完整，当你的内心愈加充盈，那些困扰你的政治抑郁将如烟消云散。记住，启蒙是自己的价值选择，而非对他人价值的掌控与干预。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22 George Street。祝你在内心的自由中找到平静与力量。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我们下期播客再见，C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