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George Street
"22 George Street" is a podcast that delves into the intriguing world wher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tersect. It explores the stories and insights behind family businesses that break conventions and dare to innovate, ultimately making a mark on the global business stage. Through compelling storytelling and in-depth analysis, "
"22 George Street" es un podcast que explora el fascinante mundo donde se encuentran la tradición y la innovación. Ofrece historias e ideas detrás de los negocios familiares que desafían las convenciones y se atreven a innovar, dejando una huella en el escenario empresarial global.
在《乔治街22号》播客中,我们探究的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经济或是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这里,我们试图跨越学科边界,触及文化、历史、艺术乃至哲学等众多领域。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力图为您带来不同的思维火花,无论是通过深度对话、独到见解还是灵感故事,都旨在激励每一位听众深入反思和积极探索。
22 George Street
为什么中国人困于中世纪思维而不自知?
在本期的《乔治街22号》中,我们将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中国为何似乎依然被中世纪的思维所束缚?甘为中世纪思维的活化石,却被包装为东方思维的特点。借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观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与文化理论,我们深入分析了为什么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探索出诸多包容性、创新性的优秀制度,而这些制度在中国却难以扎根。正如《晏子春秋》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被中世纪思维主导的社会,犹如一个悲剧的剧场,历史的剧本不断被不同的演员重复上演。在这种环境下,个体是否能够打破思维的枷锁,改变自身命运?通过对比东西方的发展路径,我们探讨了个人在面对集体思维和制度束缚时的出路,和中国未来的命运。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人的中世纪思维,以及这种思维如何决定中国的命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只是王朝的不断更替。他认为历史本应一个进步的过程,而中国的历史却缺乏这种进步,每一个朝代的更替、兴衰、权力斗争,看似不同,但并没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是一直在固有的悲剧框架里往复。焚书坑儒、东林党争、阉党专权,东厂西厂、闭关锁国、文字狱、义和团、大跃进、文革、甚至新冠封城,这些悲剧和闹剧并不偶发,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时代中都有相似的表达。这些重复的灾难,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深植于社会内心的思维模式和停滞的价值观念。
中国人自诩思维方式代表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方式有别。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其实在中世纪,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包括集体主义、等级秩序、和对权威和传统的尊崇。如果中国人可以穿越时空,见到中世纪的欧洲人,一定会觉得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白天一起爱国爱教;晚上一起熬中药。
首先,集体主义在中世纪西方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高度集体化,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主要通过其隶属于某个集体来确定——无论是教会、封建领主的领地,还是行会、家族。个人的利益经常被视为次于集体的利益,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以保障社会的整体稳定。和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和国家观念类似。这种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家族、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被视为高于个体,个人的价值往往通过对集体的贡献来体现。
而如今西方社会通过文艺复兴等一系列历史进程,逐渐从中世纪的集体主义结构中走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如彼得拉克、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和思想家,推崇通过艺术、哲学和科学等方式展现人的尊严和潜力,主张人的价值不再依附于集体,而在于个体的创造力与独立思想。个人不再仅仅是集体的螺丝钉耗材,而是有着独特价值的个体。反观现代中国社会中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特征,将家族、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被视为高于个体,个人的价值通过对集体的贡献来体现。中国社会仍然倾向于维护集体秩序,而非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选择。
其次,与中国社会一样,中世纪西方社会是等级制度非常严明的社会。无论是封建的等级制,还是教会的神职等级,社会成员的身份和权利都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类似于儒家思想和专制统治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教会和神职人员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教会的引导等级制度,使得社会强调秩序与和谐,而非挑战和变革。
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倡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通过《圣经》理解上帝的教义,不再需要通过教会的中介。这一主张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同时也赋予了个体更多的宗教自由。反观现代中国社会,儒家“上下有序”的观念仍然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官本位”文化则是历久弥坚,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权利依赖于他们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中国人并没有走出走出中世纪等级制度观念的束缚。
第三,对权威和传统的尊崇是中世纪中西方文化共有的核心价值。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传统权威基于对过去习俗和传统的服从,这种权威形式在中国和中世纪欧洲都是主导性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的权力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教会与王权共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对于教会教义的质疑或反抗常常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甚至被视为异端。这种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忠君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君主是天命的象征,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家长和君主的权威,认为对秩序与权威的顺从是思想的美德。
直到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卢梭等人提倡通过理性主义批判一切权威。康德在他的名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对权威的依赖”中,鼓励人们独立思考,摆脱对传统和权威的盲从。启蒙运动为个体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挑战了教会和君主的专制权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而如今的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崇尚对权威和传统的顺从,中世纪固化的思维观念已经形成了中国人一种深刻的集体文化认同,并且经过对于历史的粉饰,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信息的控制得到了巩固,大部分个体没有形成对独立的人格和批判性思维的需求,也就不可能对权威和传统进行系统的反思。
正因为中世纪中西方的三个共性,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中世纪欧洲思维的历史学家,其实根本不用局限于翻阅古籍,只需买一张机票前往中国,你就能轻松找到大量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权威崇拜、对等级秩序的无条件顺从,以及对传统的绝对维护,依然像几百年前一样活跃在日常生活中,仿佛时间根本没有向前推进。与其坐在书桌前苦读历史,不如到中国来一场现实版的“中世纪欧洲巡礼”,所见所闻比任何教科书都鲜活生动。或者连中国也不用去,因为不少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也堪称是了解中世纪思维的活化石。
刚才我们总结的观点有没有什么实际应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呢?其实,中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完美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医与西医的不同,表面上看似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但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与现代思维的区别。如果我们回到中世纪,你会发现,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医学,都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它们都将人体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且在治疗手段上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
中医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依据五行理论——木、火、土、金、水,来解释人体脏腑和疾病的关系,并通过相生相克的原则调节身体的平衡。而中世纪的欧洲医学同样有类似的理念,认为人体由四种体液组成——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对应地球上的四大元素——土、火、水、气。治疗的核心理念则是恢复体液与自然元素之间的和谐。
中世纪的中医和西医都依赖植物、矿物和动物制品作为药物来治疗疾病。欧洲的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们会种植金盏花、鼠尾草、牛膝草等植物来治疗病患,而在中国,同样使用草药如当归、黄连等。在治疗手段上,东西方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中西方都曾广泛使用放血疗法,泻药、催吐剂,冷敷、热敷,甚至巫术治疗。
在当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赋予权力者一种神秘的治愈能力。比如,英王亨利六世据说能通过触摸病人就发挥治愈的能力。而在中国,皇帝的粪便被视为神药,认为它是“天命”的体现,食用皇帝的粪便可以治愈各种疑难杂症。
中世纪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和对权威的迷信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距离现代科学医学都还有很长的路。正如中医无法拯救短命的皇帝,中世纪的欧洲医学也无法保护他们的国王。亨利八世晚年被痛风和糖尿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御医们认为是因为他体内的血液过多,于是让水蛭在他身上大快朵颐,试图通过放血恢复“体液平衡”,反而让他更加虚弱。医生们还觉得他的体内毒素必须“清理干净”,于是开出了大量的泻药和催吐剂,让国王的胃肠系统就像一个疯狂运作的洗衣机。医生们还采用了冷热敷疗法:先用热水泡的布料包裹他的双腿,然后再用冰冷的布片进行冷敷。乍一听,这更像是在处理食材。不出意外,亨利的生命还是出了意外,在 1547年去世。可以说,这位曾经雄心勃勃的国王,或许并不是病死的,而是被 “治死”的。
中国的皇帝也同病相怜。唐武宗和明朝嘉靖帝都因服用含有汞和铅的“仙丹”中毒身亡,没能长生不老。晋朝皇帝司马昭曾服用重金属超标的五石散,明朝的万历帝甚至服用了所谓的“人中黄”——也就是人的大便,试图治疗热症,御医认为这能“清热解毒”。明朝正德帝因一次高烧被放血过多,差点丧命。而嘉靖帝因过量服用含雄黄的药物中毒。
连国王和皇帝都享受如此“待遇”,普通民众的情况就更不必提了。难怪在中世纪,中国和欧洲人的平均寿命都只有30多岁。因此,从中世纪的时间轴来看,中医和西医实际上非常相似,都无法真正保护患者的健康。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国粹”之分,也不代表什么东西方思维差异。真正的差异出现在后来,西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通过经验和实验的不断积累,西医逐渐形成了以解剖学、病理学和生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体系。随着细菌学、病毒学、免疫学等领域的突破,西医的治疗方法变得更加精确和有效。西医的疗法必须通过科学实验和临床试验的验证,成功的疗法会得到广泛推广,药物研发也越来越精细,显著减少了中世纪时那种充满迷信成分的治疗手段。而中医的理论,仍然以古代学说为核心,没有经历像西医那样的实验科学革命。这两者的现在的差异的不是源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代表了中世纪和现代的思维方式的区别。
最后,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理论能预示中国人的命运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制度依赖于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制度不能脱离其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探索出了许多包容性、创新性的优秀制度,但这些制度在中国却往往难以生根。印证了《晏子春秋》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群被中世纪思维主导的人们,就只能被困在黑暗的中世纪,限定了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注定只能上演悲剧的剧场,而这些不幸的剧本,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由不同的中国演员一遍遍重复上演。
一句话总结今天的播客,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东方思维”,只有被中世纪认知所束缚的枷锁。打破这些枷锁的钥匙一直都在在每一个人的手中。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乔治街22号》,我是你的主持人乔治。下次再见,c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