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会持续多久？

在本期《22 George Street》节目中，我们谈一个热门问题：中国是否处在历史垃圾时间？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许多曾经的强盛大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漫长衰退期——尽管外在形式上依然维持着庞大的帝国架构，但内部的活力早已丧失。我们也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如历史剧和穿越剧的流行，背后反映的是深层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观念，许多中国人对古代等级制度和权力斗争并不陌生，甚至觉得这是生活的常态。

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三种不同观点。乐观者认为，随着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思想变革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年轻一代成长于更为开放的环境中，可能推动社会的转型。温和者认为，思想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实现真正的觉醒。而悲观者则认为，中国可能永远无法摆脱思想的中世纪，文明已进入衰退期，科技进步和社会控制的加强反而削弱了变革的内在动力。

这一期节目为大家提供了对中国现状及未来走向的多维度分析和深刻思考。究竟中国社会会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思想和制度的变革是否会到来？欢迎收听这一期内容，与我们一起探讨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Transcript

欢迎来到22 George Street，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中国处在历史垃圾时间？还是什么别的时间？这一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引发讨论，也让人们思考：中国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反映了许多人对国家经济的深刻失望和政治的抑郁。这个词源自篮球术语，用来描述比赛已经尘埃落定，剩下的时间只是在应付，不再有实质性的意义。回顾历史，许多大国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历史垃圾时间”，尽管西罗马帝国直到公元476年正式灭亡，但其衰退的迹象早在罗马帝国的衰退开始三百年前就已显现。此时的罗马国家的基本运转虽然没有停滞，但实际的活力与创新已经逐渐枯竭，国家仅仅在延续而无真正的复苏希望。奥斯曼帝国也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垃圾时间”，在19世纪，尽管它仍然维持着庞大的疆域和军队，但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已经无法挽回。欧洲各国对其称之为“欧洲病夫”，暗指这个曾经强盛的帝国已经失去了再度崛起的机会。

“垃圾时间”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自嘲，但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否极泰来”乐观——期许黑暗和黎明之间只差一场意外。但从历史来看，闪电之后还是漫漫长夜。文明的进步，不是一场意外能自动实现的，而需要自内部的思想觉醒和社会共识。中国可能不处在历史的垃圾时间，而是仍然活在中世纪的垃圾历史时间。

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历史剧、穿越剧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并不仅仅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揭示了某种价值观上的共鸣。很多年轻人幻想自己能生活在古代，很多老年人正在怀念青春无悔的文革时光。这些影视作品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代的等级制度和普通人之间的倾轧，但大多数观众对此并不介意。表明古代社会结构中等级权力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在中国社会可能存在某种隐形的联系。 

让我们回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基本事实。在18世纪之前，人类的生活质量受到资源匮乏的严重制约。人口增长速度总是超过资源增长速度，这导致了饥荒和生活困顿。实际上，当时的农业社会甚至在许多方面的生活质量还不如原始人。原始人可能只需要花费一天中的一小部分时间寻找食物，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社交、休息，甚至从事文化活动。相比之下，农业社会的农民则往往面临长时间的劳动和单一的饮食结构，还经常会爆发传染病。

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教会控制着思想，等级制度将人牢牢束缚在贫困与命运中，普通人几乎没有社会上升的可能性。知识被封闭在修道院中，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黑暗”来形容中世纪。

面对这样的历史，脑子清醒的人应该不太会向往回到古代的生活吧？但许多中国人看到中世纪制度的残酷，丝毫没有文化冲击，反而沉浸在权谋斗争的故事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们习惯的生活。

尽管中国的今天生活在一个看似现代化的世界里，有智能手机，有金融市场，有人工智能，但如果静下心来观察和比较，你会看到很多人的价值观念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但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并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

了解一个社会如何从中世纪走到现代，就要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我们首先要谈到文艺复兴。这是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开端。文艺复兴让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艺术和科学传统。这个时期的核心是人文主义，它从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中跳脱出来，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价值，强调个体的尊严和潜力。文艺复兴推动了理性和科学探索，开辟了一个重视个体创造力和智慧的新时代。这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是宗教改革，这是对中世纪天主教会权威的挑战。马丁·路德和其他改革者质疑教会的腐败，特别是反对出售赎罪券这样的做法。他们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通过教会的中介。这一理念动摇了教会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垄断地位，新教的兴起削弱了天主教会对欧洲思想的控制，也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宗教不再是单一的权威，宗教改革带来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分权，激发了人们对既有权威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接下来，我们必须提到苏格兰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思想层面上从中世纪到现代的真正分水岭，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洛克等提出了理性、自由、平等、个人权利和法治的核心理念。这些思想直接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推动了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的建立。启蒙运动倡导的个人权利和平等思想，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逐步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起了以社会契约和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秩序。

与此同时，科学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在此之前，人们主要依靠神学和宗教教义解释自然现象。但科学革命将理性、实验和证据置于理解世界的核心位置。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等科学成就，不仅动摇了教会解释宇宙的权威，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科学革命让人们相信，通过理性和实验，人类可以掌控并改造自然。这一理念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蒸汽机的发明和机械化生产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将欧洲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的世界。这不仅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市场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每一步都是思想、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但对于中国社会，夏虫不可语冰，这些词汇都是非常空洞和抽象的概念，就像在听外星的克林贡语。虽然五四运动做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觉醒的尝试，但它非常表面，对思想体系的批判并不系统。大多数中国人与数百年前祖先的思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阴阳、中医、明君、宗法。深受传统思想和封建伦理的束缚而不自知。

政党也在社会中已取代儒教，成为一种类似中世纪欧洲教会政教合一的强大思想机构。苏联时期共产党体制就借鉴了东正教的组织形式，无论是高度集权的权力体系、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还是对异见者的压制，都表现出一种类似宗教的管理模式。就像东正教通过教义和仪式强化信徒的忠诚，苏联共产党也通过宣传、个人崇拜和集体活动来维持对党员和群众的影响力。此外，两者都通过塑造一个美好未来的愿景来吸引人们的信仰和奉献——东正教承诺来世的救赎，而苏联则描绘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种政教合一的特质，使得苏联的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具有中世纪政教合一性质的现代化体制。

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那样全方位的思想转变，社会在面对社会基本问题时立场往往显得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仅影响对权力边界的理解，也延伸到个人权利、社会责任以及科学理性的核心议题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常常背离常识，给恶意和极端行为提供了空间。“大跃进”、“文革”、“封城”等事件如果仅仅源于几个人的错误决策，那么在缺乏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推动下，也不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灾难。这些不幸，反映的正是思想发展停滞所带来的必然。缺乏启蒙这个历史的环节，社会还将以后许多基本问题上持续模糊和犯错，制度的建设也可能继续走向弯路。

那么，中国需要多久才能从“思想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呢？对此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        最乐观的看法是这种转变随时发生。

乐观者往往持有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线性进步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一个国家通过科技和资本的引入，最终会迎来思想和制度的变革。如今个体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全球的思想和价值观，通过手机可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这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思想养料。中国的年轻一代成长于比父辈更为舒适的成长环境，对维护自己的权力有更好的概念，并可能推动思想的解放和转型。 但这种观点可能有些一厢情愿，忽略了社会自发秩序的深层影响。就像李白的诗，每个字你都认识，但自己却总写不出好诗一样——思想的转型并非只是接触新思想那么简单。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惯在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还是在海外华人社团中，传统的权威依附关系依然牢固存在。“君君臣臣”的模式早已深植于社会的日常运作中，难以因个体接触外来思想而轻易动摇。缅北、西哈努克港和法拉盛，可能就代表了中国人自发秩序的水平。

2. 第二种观点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这种观点可能基于循环史观，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每个文明都会有它的低落和鼎盛之时，中国错过启蒙只是时运不济。这种观点承认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认为几代人到十几代人努力之后终会真正实现。去评价这种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欧洲中世纪变革发生的历史背景：封建制下的权力分散和多元的思想环境。欧洲封建制度的权力分布使得各地贵族、教会和城市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权，权力的分散为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空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国王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教会也拥有强大的思想控制力，但地方贵族和城市有各自的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多元的权力结构促进了思想的自由和碰撞，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生。

严格来说，中国从未经历过类似欧洲封建制的权力分散和地方自治。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更多指的是皇权下的封地制，这种制度没有为地方提供真正的自治空间，也没有形成多元权力体系。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皇帝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全国，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这种高度统一的政治结构使得思想和权力的集中成为常态，限制了多元化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发展空间。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传统和社会思想的单一性使得思想转型并不具备条件。除非上海等少数几个沿海的城市可以自行选择他们未来的道路。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迎来启蒙运动要补的课不是好比复读高三，而是要从幼儿园小班重新练号。

3. 第三种观点认为改变永远不会到来

这种观点基于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的了文明衰退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斯宾格勒将文明分为“文化”和“文明”两个阶段，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创造性时期，而文明是衰退和僵化的阶段。就像植物，经历“夏天”的鼎盛，最后在“冬天”中走向死亡和解体。从这种观点来，文明并没有终将产生启蒙的必然性。而中国文明已经彻底错过了启蒙产生的关键阶段，如今文明走入冬天，启蒙也不会到来。“耄耋之年”的中国文明享受着西方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好处，冲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同时也消减了人们进行变革的内在动力。米歇尔·福柯指出科技让社会的控制比历史上更为简单，塑造社会话语，引导公众的思想朝向有利于现有权力结构的方向。

今天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社会当前处境的不同历史视角。中国是否处在“历史的垃圾时间”，又或者仍处于尚未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中世纪？历史的答案或许还在路上。未来的走向或许无法预知，但讨论这些问题，正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前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乔治，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