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George Street
"22 George Street" is a podcast that delves into the intriguing world where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tersect. It explores the stories and insights behind family businesses that break conventions and dare to innovate, ultimately making a mark on the global business stage. Through compelling storytelling and in-depth analysis, "
"22 George Street" es un podcast que explora el fascinante mundo donde se encuentran la tradición y la innovación. Ofrece historias e ideas detrás de los negocios familiares que desafían las convenciones y se atreven a innovar, dejando una huella en el escenario empresarial global.
在《乔治街22号》播客中,我们探究的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经济或是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这里,我们试图跨越学科边界,触及文化、历史、艺术乃至哲学等众多领域。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力图为您带来不同的思维火花,无论是通过深度对话、独到见解还是灵感故事,都旨在激励每一位听众深入反思和积极探索。
22 George Street
为什么中国叙事不被世界理解?
本期“22 George Street”播客,我们讨论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叙事在西方总是没有市场?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优越感无法得到认可?当这种认同无法实现时,往往会引发困惑甚至愤怒,被解读为“辱华”。这期节目中,我们将揭开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思维误区,讨论如何从文化偏好到个人自由选择,平等与尊重才是跨文化沟通的核心。我们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阿Q精神”如何影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原因,或者想探讨虚幻的大国叙事是如何阻碍全球对话的,那么这期播客将为你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听完本期内容,你或许会重新审视自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进而与世界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对话。
欢迎来到“22 George Street”播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叙事在西方无法被理解。
最近,来自中国的一位院士到欧洲做交流,说交流的目的是探究一个基础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国外总是无法被理解。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给出的建议都是中西方需要加强交流。其实,这个“解药”可能并没有那么管用。
要想被别人理解,首先我们要能够理解自己。而问题在于,中国人自己有时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或工作,面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的新生活,他们经常向已经在海外的朋友请教应该注意什么。朋友的建议往往是——远离中国人,远离麻烦。
与此同时,许多在海外长大的第二代中国人,在家中通常讲的是英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却是少数。难道这真的是因为家庭交流不够多吗?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揭开这个谜团。
接下来,我会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每一个角度我都会先陈述一个事实,然后深入探讨背后的原因。如果你连事实的部分都难以接受,那么答案也许已经显而易见了,你就不用再往下听了。
一, 个人偏好具有多样性
文化兴趣是多样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文化,同时对某种文化缺乏兴趣并不意味着对该文化或其背景的人持有负面看法。文化兴趣是一种个人的偏好,取决于个人的背景、经历、教育和个人的兴趣倾向。有人可能喜欢中国的艺术或美食文化,而其他人可能更被西方的古典音乐、非洲的民间传说,或中东的建筑吸引。这样的文化偏好是高度主观的,反映了每个人对不同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和理解。
即使有人喜欢中国菜,也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对中国的历史或哲学感兴趣。世界上有数千种文化,中国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你觉得他人必须喜欢中国文化,那不妨反问自己:你对古埃及历史、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印度的美食、古希腊的建筑,或者古巴比伦的法典了解多少?你喜欢哪一个,了解哪一个?没有了解的话,那么你侮辱了哪一个?
对某种文化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对这个文化的否定或敌意。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可能对中国文化没有特别的兴趣,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持有否定的看法,也不等于对中国或中国人持敌对态度。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而不应被要求对所有文化都同样热情。同样的道理,是否喜欢中国文化,绝不应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思维误区的来源。这可能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社交规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交往往往通过询问对方的年龄、籍贯、职业等信息,快速判断其社会地位,从而决定该给予对方多少尊重。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尊卑有序”、“礼治社会”等观念。在这种等级观念下,文化认同和尊重往往与权威和秩序紧密相关。中国文化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感,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可能被视为是对这一等级秩序的认同。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会被一些人解读为无法融入传统的社交秩序。无法确认社交中的定位,也就导致无法按照传统的等级框架与对方交流。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尊重他人更多体现在尊重对方的权利、自由和选择,而不再只是依赖对方是否认同某种文化。全球化让文化与身份的关联性逐渐减弱。个人的身份可以由多种元素构成,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文化认同。在现代全球化的社会中,文化多样性和个人自由选择是普遍的价值观。如果仍然用古代等级社会的思维与人交往,那最终很难取得别人的理解。
二, 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
一些人有时会把自己的喜好和优越感混为一谈,这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对某些历史事件或成就进行了高度的美化,强调古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智慧曾遥遥领先全球。这种“历史的光环”被当作文化自信的来源。然而,当他们发现这些叙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于任何历史知识体系中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愤怒。
从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来看,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观的一个基本框架。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都受制于人口增长和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无论是中国、欧洲、印度还是中东,大部分普通民众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即使技术或农业生产力在短期内有所进步,人口增长也很快会消耗这些成果,导致生活水平回到低水平。中国古代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超越其他文明,甚至在多方面落后。简单来说,优越感并不总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基于对历史的“选择性回忆”和“自我构建”,自然无法获得其他人的理解。
从生活水平来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出高度中央集权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农民的生活长期停滞在较低水平。尽管偶尔有技术进步或政治改革,但这些变化并未持续性地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条件。反观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在某些方面提供了相对更大的个人自主权和灵活性,特别是在封建权力分散的地区,农民的依附关系更加多样化。同时,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提升了普通民众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儒家思想极大程度上压制了个人自由,特别是普通民众——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机会,经济上还面临着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而与之相比,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为个人自由和权益提供了更多保护。虽然这些社会中也存在等级制度和性别不平等等问题,但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欧洲和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部分社会阶层在言论、财产和经济自由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利。在罗马法的框架下,个人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得到了明确的法律保障,这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更侧重维护国家权威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社会秩序和伦理责任,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个体的行为与家庭、国家的和谐紧密相连。虽然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个人自由和创新。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通过重新发现古希腊和罗马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了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为欧洲在思想、科学和技术上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体系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显著领先于其他文明。世界各地的农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遍受限于马尔萨斯陷阱,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在个人自由、法律保障和社会流动性方面,欧洲、古希腊、罗马和中东的部分文明为社会阶层提供了不同的模式和更大的自由。因此,不存在中国在历史上遥遥领先的情况,而是各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挑战与机遇。中国之外的大部分国家的历史课本中都可以客观地看待马尔萨斯时期这一基本事实,那么 “自命不凡“就会成为与他人交流的一个巨大障碍。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凡,也能够接受自己家人的普通。这种接受并不代表不爱自己或者家人,而是意味着一种没有前提条件的真正的爱。同样的道理,爱国也不应该依赖于虚幻中构建的“大国叙事”。如果这种“爱国”仅仅基于一个理想化的强国和明君的想象,而无法接受历史上中国也只是众多文明中普普通通的一员,那么这种爱就不是出于真实的认同,而更像是一种攀附权势、嫌贫爱富的心态。这种脆弱的“爱”往往建立在不实的认知上,而不是对真实历史的理解与接纳。如果还要强行把这种错误的史观加诸他人,那显然是难以获得认同和理解。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从何而来呢?所谓的“祖上也阔过”的“阿Q精神”,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依附,以及儒家思想中的历史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非常强调社会秩序和权威的角色。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被清晰规定,特别是在家族、国家、君臣关系中,个人被要求服从权威。这种观念下,个人的独立人格容易被忽视,尊严和身份往往需要通过依附权威来确认。这种影响延续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许多人通过国家的强盛或对明君的幻想,寻求精神归属感。失去独立人格的现象,反映了个体在文化中的依附性,让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追求,更多通过国家的辉煌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也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道德教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传统的史书被认为是“镜鉴”,通过记录历史中的“盛世”和“明君”,为当下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这种叙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通过美化和塑造过去的辉煌,为现实中的权力和集体认同服务。于是,捏造历史的“辉煌”就成为了巩固集体认同和加强权威的手段。然而,这些理想化的历史往往与真实的历史背景不符,它们更多是为道德教化和政治稳定服务。当我们在现代的社会继续使用这些古代历史观去与他人交往,那显然无法能够被理解。
有趣的是,当某些人觉得受到了“侮辱”并试图反击时,常常会说从外国文化不好,外国历史不辉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外国人的自我认同并不像中国人那样与国家和历史紧密相连。事实上,许多外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正是对自我和历史的反思。西方社会从启蒙运动到现代,对文化持续的反思和对自身历史的批判,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交往的前提是平等,首先要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凡,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
文化和历史不是用来夸耀的工具,而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展望未来的镜子。当我们摆脱那些没有依据的“辉煌叙事”,以开放、诚恳的态度面对自己与世界,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
如果你能听到这里,说明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包容和开放的人。那么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乔治,我们下次再见!